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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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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何怀宏,1954年12月11日出生于江西省清江县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1989--1995∶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1993--1994: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1995--1998: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1998.5--: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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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和“革命”赛跑——读韩寒的革命、民主、自由三文  

2011-12-27 15:49: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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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在最近三篇关于革命、民主与自由的答问中,对人性、国民性、以及文化人作用有限的认识是相当清楚透彻的,虽然对有些问题的判断和说法还可商量和批评。讨论政治问题也不像讨论有些其他学术问题那样一定要学富五车,在此健全的常识与推理、对现实的敏锐感常常比文化人的“掉书袋”更为重要和有益。而且我还非常欣赏韩寒的独立性:不仅独立于权力与大众,也独立于知识分子中这个或那个“小众”。他以他的影响力和有力的表达,在2012这样一个世界的诸多变数之年的前夕提出了这样一些敏感而又亟须讨论的重要问题,也可谓适得其时。这并不是说以前就没有中国学者对这些问题更系统和缜密的思考和讨论,只是形成这么大的公共讨论的话题效应。

韩寒以下的话,除了一句之外我都同意:“但如果你问我中国需要更有力的改革么,我说一定是的。”“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我不认为在分歧和割裂这么大的国家里能有一场美好的革命。”“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

我存有疑义的一句是“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如果说,这是指“天鹅绒式的革命”,这我有点相信;但如果是指白莲教、太平天国式的“革命”,这我相当怀疑。本文所讨论的改革与“革命”,也都是指后一种“革命”。

如果说“革命”意味着我们所经历过的暴力动荡和流血造反,经历过这种“革命”者很少想再要“革命”。但这种“革命”还是可能会在大家都没有预料到的地方和时候突然爆发,且一旦爆发,是能够立刻鼓动或卷入很多人、即本身就有一种强大动员力的。而且,“革命”就像战争一样,一旦启动,就有它自身发展的逻辑,这是连“革命”的发动者或启发者也难以掌握的。

而且,如韩寒所说,这种“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领袖和“收获者”绝不会是文化人或文化人所心仪的。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补充说,这种“革命”也不会是由文化人发动的。秦末举事的陈胜吴广并不是有多高文化和地位的人,而当时有文化地位的六国旧族和士人并没有想要公开举事发动“革命”,因为他们的理性告诉他们所面对的东西是太强大了。然而,陈胜吴广也是有其无奈,他们不反抗也将要因延期而被处斩,既然一样是死,引颈就戮或不如揭竿而起。而谁也没有料到,他们一旦举事却群起响应,此前在不到十年间就摧枯拉朽灭掉六国的强秦,却一下变得不堪一击。后来的领袖和“收功者”自然也不是文化人:“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如果发生这样的“革命”,以中国现在的情况看,第一波的口号也许还会是比较温和与笼统的“反腐败”、“公正”和“民主”。而第二波的口号和实践可能很快就要过渡到比较激烈和暴力的“杀富济贫!”“造反有理!”“剥夺剥夺者!”“杀尽不平方太平!”我不是说一定会变成这样,但有这样的可能。因为这样的口号是何等的直接、快速和鼓舞人心!而且,这些口号及其所反映的心态有些是自古就有的,有些则是上世纪以来反复宣传的,早已广泛普及、深入人心。

中国今天已经具有了这样的“流血革命”的形势吗?的确可以庆幸还不像是全面具备。但也已经出现了一些危机的征兆:例如社会对权力腐败的愤怒、乃至对官员和富人的仇视;政府的公信力出现危机;利益分配的结构已经相当固化,社会极分化,垂直流动的正常渠道越来越阻塞;新媒体带来的广泛信息使人们对政治的期望值普遍提升,甚至包括统治者自己也觉得不能完全照原样一样统治下去了,但另一方面又政治改革几乎趋于停摆,政治理性在有些地方有所倒退;社会和知识界在政治改革的方向和主导价值观上也陷入分裂,社会上出现一种戾气,人们越来越不耐烦和不安,一部分人的生活还相当艰难,还有一部分人遇到不公却无处申诉和处理等等。如果这些危机因素不断累积起来而不能以改革来缓解,再加上那一天突然经济发展也开始停滞、甚至爆发全面的金融危机、或者还加上出现天灾和外患,就有可能猝不及防地产生如上所述的“革命”。最初的发动者往往是绝望者。也往往是悲剧性的牺牲者。即便不赞成“革命”的人们,也会对他们的命运感到悲悯。而到那时候,不管是激烈还是温和的革命,前鉴不远,韩寒所说的党员数量和所谓的“人民体制”其实不会起多少作用。

能最好地预防那种暴力激荡的“革命”的其实是改革。而且必须是尽快的、有力的改革。改革的方向我想大致是经由法治的民主。如韩寒也认为的“民主不是适合不适合的事情,它迟早会到来。”而经由法治通道达到的民主将会是比较稳健的民主、是不流血或少流血的民主,是最能保全生命与文明成果的民主。为此首先要健全法治,要以法治的精神行法治的实践,逐步建立国民对法治的信仰。

但改革也不仅是政府的事情,而公民要做的事情也不仅是对政府施加压力,还有自身成熟的公民意识和健全政治意识与行为的培养。政治的能力的确需要训练,公民素质的确需要提高,但需要在各种各样、各个层次的民主和公民活动的实践中训练和提高。这就需要法治下的自由空间。关于言论和出版自由,韩寒已经说得很好,我这里想再说说结社自由。言论出版自由或许还更多地是对文化人有益,结社自由则是对社会的所有阶层有益。问题还在于,言论自由由于有互联网、微博等新媒体毕竟还是有所扩展,而结社自由则多年来还几乎没有多少进步。但如果只有新鲜活跃的思想和观念,而其实践的尝试都受到压制、就可能导致一味激烈的批判仅有新观念而无组织与规矩的训练,这对社会其实是危险的。所以,应当加强各种组织、规则、纪律的公民训练,可以考虑从放开民间公益团体、慈善组织、行业协会开始,制定有关团体的法规,且一旦制定就严格按照法规行事。

“革命”可能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改革却可以是有序的,其启动和发展执政者的自我自觉意识密切相关且不说应当明白“天下为公”的道理,执政集团也应该清楚这一点事实:无论古今中外,都还从来没有存在过任何一个千年万岁的王朝,而在今天的世界上,这一变化的速率只会加快。而变化有温和的也有激烈的,有包容的也有不包容的。今天的执政党其实是从“革命”过来的,这的确使它为难,它不能否定自己的历史,但往前走又受到意识形态的拖累,这样就导致了一种严重的名实分离从上到下,念稿的高级领导,到宣誓的少先队员,常常都不是生活在完全真实的状态中,无怪乎公信力容易破产,由此也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缺乏诚信,而政治与经济的稳定发展却是要以这种公信和诚信为生命线的。今天的执政者肯定不愿遇到以它为对象的“革命”而“革命”思想的大本营其实又还包含在它当前名义上奉行的意识形态之中,或者说对这种意识形态的一种原教旨主义的理解之中。如果不想再次“革命”、反复“革命”,这是最需要清理的一个场所。执政党理应慢慢淡化意识形态,尤其剔除其中崇尚暴力战胜的那一部分,直到完全不提为止。

诸种社会的改善和政治的改革最终都是为了人的。而我们的改革可能特别需要优先关注这样一部分人:即要帮助社会上的处境最差者,最弱势者,或者说“穷民而无告者”。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给予处于贫困线的人们以实质的援手,对尚有能力者给予他们开创自己生计的帮助,对失去能力者给予他们物质的救济,让所有人都过上符合人的身份的体面生活;二是确保司法的公正,让所有有冤申诉和遇到法律诉讼的人们都能够得到法律的公正援助和判决。在此我可能要特别强调一下后者,这不仅因为物质救济的情况有改善,而司法公正的问题却日益突出;还因为司法不公涉及到所有人,如果没有法律正义的保障,任何人都可能一下转变成最弱势者。而且,司法不公最影响人们对政府的公信力,最伤害法治,最容易造成绝望和铤而走险的行为。所以,今天的法治建设或许应从司法公正开始。当然,从高端来说,我们也有必要打破固化甚至世袭的利益结构,让各种有才华者以各种正当和正常的渠道上升,从而有力地促进社会的垂直流动性,增加社会的活力、提升经济的效率和文化的水准。

或许可以说如此改革有望削弱和化解爆发“革命”的一些条件,但我想说这其实根本上是为了正义:即给穷困无告者以实质平等,给有才华者以机会平等,给所有人以自由生命的尊严。一个稳步走向正义的政治社会自然也是不需要上述那种“革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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