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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的博客

世纪中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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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何怀宏,1954年12月11日出生于江西省清江县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1989--1995∶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1993--1994: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1995--1998: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1998.5--: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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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方早报》批评文章的回应  

2009-07-12 12:51: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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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有友人告知《东方早报》有文批评《何怀宏品读沉思录》一书(下简称《品读》),在网上查到题为“何怀宏考辨《沉思录》版本的来历”一文,批评者倾向于认为其中的“《沉思录》的流传与版本”一文(下简称“版本”)的许多内容是从英国GeorgeLong的《沉思录》英译本译者导言,以及法国Pierre Hadot的The Inner Citadel: TheMeditations of MarcusAurelius两书中“抄译”过来的,并举了十条中英文的对照。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沉思录》的流传与版本’这篇文章,一多半内容几乎可以说‘无一字无来历’。这些个‘来历’,就是好几代西方学者像Long和Hadot那样的人一点一点研究和积累起来的。在使用人家的研究成果时,为啥不就手儿写上几句‘据某某研究’、‘据某某考证’呢?这不是举手之劳的事吗!”
   对此,我谨回应如下:

一、“版本”一文非学术考辨而是知识介绍

   批评者题为“何怀宏考辨《沉思录》版本的来历”的一文中没有提及的是,他所批评的对象,只是收在我的《品读》一书“附录”中“奥勒留生平年表”之后的一篇三千多字的资料性文字。且即便在这篇短文中,批评者所针对的《沉思录》历史流传与早期版本部分也仅占其三分之一(另两个部分是介绍英译本的比较评价和中译本的大致情况)。“附录”中这两篇有关奥勒留生平和《沉思录》版本的文字显非学术考辨之作,而只是主要借助西方文献,帮助中国读者了解《沉思录》作者其人、其书的一个很简略的知识介绍。而我在该书前面的“导言:”中也已经说明:“最后还编制了作者生平年表及《沉思录》的流传和版本资料,”目的是“方便读者查阅”。

   《品读》一书则是一种为读书心得感悟性质的著述,而且主要是以随感短句的形式出之,全书(包括附录部分)除原有的译文注之外都不加注释,直接引语也都只是标出作者的名字而不标引文的版本出处。所以,从该文的文体、位置、篇幅、说明、乃至全书的风格体例看,我在该文中并不是在“考辨《沉思录》版本”,对这一点应是不易误解的。

二、所介绍的这些知识多为公认的事实知识

   我为写“附录”参考了包括批评者指出的两本书在内的十多种书,其中包括西方对奥勒留和《沉思录》的研究著作、《沉思录》的不同英译版本和几种百科全书与辞典。但是,我阅读这些材料的印象是,按批评者要求写上“据某某研究”或“据某某考证”并非“举手之劳”,而说这些“来历”或版本知识“是好几代像Long和Hadot那样的人一点一点研究和积累起来的”似也不太确切。

   我们可以逐条来看批评者指我“抄”了别人考证结果的十条:第一条中谈到我们不得而知奥勒留死后不久是否有其沉思录的复制品——这或可说是一种“不知为不知”的知识;第二、三、四条是有关此后几百年有哪些人或哪本大辞典提到了奥勒留或引用了《沉思录》里的话;第五、六条是有关近代《沉思录》的第一部印刷版和拉丁文详注本是哪一年问世及大略;第七条是说19世纪《沉思录》的希腊语版本在德国和法国何时何地出版;第八条是我概述对18世纪Collier英译本的评价;第九、十条主要是有关早期的奥勒留的沉思录有没有书名。应该说,这些知识都是一些已成为定论和共识的事实知识。

   除了版本知识,十条中提到的一些其他知识也大抵类此。第九条说“古代的作家,尤其是哲学家往往并不给他们的著作起名”,这是了解古代哲学史的人都不难知道的;而奥勒留的儿子“康茂德对哲学思想毫无兴趣”也是读古罗马帝国历史者容易得知的事实。还有的猜测也是常人根据常识即可作出的。

   也就是说,这些知识主要是版本的知识,而版本的知识又主要是有关“什么样的著作何时何地出版”、“这些著作或早期文献里记载了什么内容”一类的公认事实知识。这些知识自然不是来自我的“独立研究”或“考辨”,但问题在于,它们看来也不是来自Long和Hadot的“独立研究”或“考辨”,甚至有可能不是来自任何“考辨”。我无力亦无意去专门探究《沉思录》的详尽版本史,但至少在我参考的书里,我没有看到说它们是谁的“考辨”成果。即便是Long和Hadot,他们都没有说过我所引的这些知识是他们自己研究或考证的结果,也没有说过它们是“据某某考证”的结果。他们在自由地引用这些事实知识,Long因为体例原因在叙述我所引的知识时完全没有注释或交代说明;Hadot的书作为严格的学术著作也只是有些加注,有些仍没加注,而所加的注释也只是标出文献记载内容的原始出处。

三、我介绍这些知识的方式并非“抄译”

   然而,我介绍这些知识的方式是不是批评者指称的“抄译”呢?

   我们可以再看批评者列举的十条中英文对照:首先是句子行文并不相同,有时批评者自己用省略号省去了英文中间的一些字句,有时他在后面引出的英文并非一个、而是两个作者的原文;还有的时候批评者特意在有些英文字词后面的括弧里加上中文字词,以示“相同”,但特意标出这些字词的相同正说明我陈述的句子和原文的句子是有所不同的:或表述方式不同,或实质内容不同。比如第八条,我写道:“Collier的译本流畅易读,流行了相当长时间,但后来被批评为不够准确且‘粗糙鄙俗’……”,批评者认为我抄译了Long的原文:“ There is one by Jeremy Collier, 1702...a mostcoarse(粗糙)and vulgar(鄙俗)copy of the original.”而他应看到我这一短句的大部分内容:“译本流畅易读,流行了相当长时间,但后来被批评为不够准确”都不是Long的话,只有我加了引号的“粗糙鄙俗”四个字是Long说的,而在“被批评为”之后使用间接或直接引语应该说是正常和必需的。

   还有一个比喻,见第七条:“所以说,《沉思录》的传世,可以说是一种奥德赛式的历险和回家。”被批评者指为抄译 Hadot的原文“Theodyssey of Marcus Aurelius' Meditations seems to have beenparticularlyrisky.”但批评者所引的我这句话并不完整,它的后面其实是逗号,而不是批评者改成的句号,完整的原文是这样的:“所以说,《沉思录》的传世,可以说是一种奥德赛式的历险和回家,而且是从东方又回到西方。它跨过了漫长的中世纪,就好像是‘死’了千年,又和近代人一起回归到人间,重新在现代世界产生广泛而有力的影响。”这段话是我对前面叙述的一个概括,特别点出《沉思录》在一千多年的中世纪里,不见在西方流传、而反是在东方流传,这可能的原因我在前面也已大略提及,一种准宗教的哲学沉思在热烈的宗教信仰面前容易黯然失色,直到近代西方人重新更为关怀尘世。我提及这些是想说明,我虽然主要是在做一种剪裁和整理资料的工作,但也还是融入了我的观点和解释,所以,我做的这一工作不仅不是抄译,也不是编译,而可以说是一种有自己观点和取舍的知识介绍。

   其次,我虽然对有些事实的陈述以一家的说法为主,但其中也增加了一些重要的内容:比如第二、三、四、五条,虽然是以参考Hadot的陈述为主,但我在第二条明确加上了“约公元350年”,在第三条加上了“有大约30条”,在第四条加上了“小亚细亚的”;在第五条加上了“(一说1558)”。这些增加的知识都非Hadot原文所有,而是参考了别的知识来源,它们的量虽然不多,但比较关键,比Hadot说的更为明确具体,或者是给出数据,或者是标出异说。

   最后还有一点说明或非多余:由于我介绍的这些知识的性质多是一种公认的事实知识,涉及到事实的陈述就肯定有相同或类似的地方(在Long与Hedot之间,以及他们和其他学者之间对这些事实的陈述也都不可免地有类似之处,因为像某个版本哪一年出版、里面记载了什么内容一类的事实都是一样的)。所以,有时看上去我只是参照一家的说法,但我对主要的事实其实是不止参照一家来源的,一般至少是有两家以上说过,或者载入了权威百科全书的才比较放心。即便最后对这些事实的说法或陈述方式,我可能主要参照一家,但也不是照抄,而常常是采取或叙述方式更为简明扼要、或补充内容而更为全面的说法。

四、有没有一种可以自由引用的共有知识?

   Long或Hadot等学者处理上述知识的做法还使我想顺便提及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些或一种可以自由引用、亦即无需交代的共有知识?这些知识或者是无需经考辨得来,或者即便是有过某种“考辨”的话,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考辨者”也已经变得很不重要乃至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考辨者”渐渐湮没无闻。这种知识于是变成了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公共财产”。

   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这类问题可能会具有某种普遍性,会影响到今后学者写作不同文体文章或处理不同知识的风格和方式,甚至影响到今后学术发展的方向和学界的气氛。所以,我想在这里再说几句。

   当然,在知识的链条中,即便是无需考辨的知识,也会有一些人首先发现,或在某种范围里把一些类似的材料归拢到一起,亦即做一种搜集整理的工作,这也是一个功劳,也有学术的意义,我们也应感谢他们。但上述搜集整理的工作的确不是繁难的考证,而且这是一个不断补充和完善的长期过程,有可能这人做了一点,那人做了一点,或者不约而同同时做了一点,因而,这就可能是一个使后人最后不易辨认那众多的无名的集体作者的过程。如果说这种发现和搜集也是一种“考辨”的话,这种“考辨”也是相对容易的,没有什么争议的,至于像离我们时间较近的版本知识则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无需考辨的。这也许就是人们不很重视这种“考辨”、因而“考辨者”纵有也渐渐被遗忘而籍籍无名的一个原因。这种知识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最后就成了大家可以自由引用的共有知识。这种脱离原有“版权”的知识的增多甚至可说是一个进步,因为它使知识在学术界的传递和向学界外的传播变得便捷和容易了。

   在这种知识的链条中,Long、Hadot等西方学者和我其实都是这一类知识的传递者或传播者。他们当然做了自己的搜集整理工作,就像我也对中国读者做了一点材料筛选和整理工作一样。另外,生年先后和语言国别的差异会大致决定谁主要从谁受益,就像我在写“版本”一文时从他们受益一样。在严格的学术研究著作中,尤其是在考辨性质的著作中,要求学者仔细交代来自他人研究考证的知识的出处,这一学术规范无疑是我们今天的学术发展所必须的,由此能严格区分出哪些是来自他人的知识,哪些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增殖,从而有助于督促和激励学者独立思考、自主研究,不断推进知识的进展。但是,在一般的知识介绍的文章中,在这些知识明显不会被误解为是作者独立研究或考证出来的情况下,要求作者交代所有知识的出处,甚至包括那些公认的事实知识的“传递者”或“转述者”的出处,就看来是一个过于严苛的要求,就有可能使我们旨在介绍知识的写作变得叠床架屋,乃至寸步难行,从而不利于知识的传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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