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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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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何怀宏,1954年12月11日出生于江西省清江县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1989--1995∶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1993--1994: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1995--1998: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1998.5--: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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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在想什么?  

2007-05-22 23:23:01|  分类: 文学与伦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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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尔斯泰发表于1856年的《一个地主的早晨》可视作是《童年·少年·青年》的续曲,是讲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年轻人涅赫柳多夫公爵走向社会、试图改善自己庄园里农民生活状况的故事。他有相当优越的物质和身份条件可以按自己的心愿做事,但还是遇到了巨大的障碍和深深的困惑。他开始与农民直接打交道,一心想为他们服务,对他们行善。但他的行善是否真的能使他们幸福呢?

涅赫柳多夫公爵19岁的时候读完大学三年级,暑假的时候到他的农庄住了一个夏天。一天清早他走进树林,仰面躺在树下,望着高远的天空。突然他两眼无缘无故地充满了眼泪,一个思想清晰地出现在他心里:爱和善即是真实和幸福,而且是世上惟一真实和可能的幸福。他心底那种过去经常充当反对者的崇高的情感这次不反对他的这一思想了。于是他对自己说:“我应该行善,而且就从自己庄园的七百个农民开始,去影响人民中间这个朴实、敏感、纯正的阶级,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得到教育,走上致富之路。”他还想就和未来的妻子、孩子永远生活在这诗意、宁静的乡间。

为此,他写了一封信给自己的姑妈告诉自己的决定,他决定离开大学到乡下来生活,改变他们可怜的状况。他的姑妈回信说,她丝毫不怀疑他的好心肠,但在生活中,我们的优点反而可能比我们的缺点更坏事。你想使你的农民幸福,但是,第一,只有当我们找错了自己的使命的时候,我们才能感觉到自己的使命是什么;第二,使自己幸福比使别人幸福更容易;第三,要做一个好心的东家,就得做一个冷酷而又严厉的人,而你未必做得到。凭经验她还是觉得走常人的路较好,因为这样的路容易成功,而你也许看不上成功,成功却是行你所爱的善不可缺少的条件,那样,你更可以在不忘自己对社会、对亲人和自己的全部义务的同时救济农民的不幸。不过,她最后说,“由于你做出这个荒唐、然而高尚慷慨的计划,我似乎更爱你了。按你的意思去做吧,不过我得承认,我不能同意你这样做。”

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了年轻的公爵在想什么,想要做什么。那么,他想对之行善的在想什么呢?他的行善可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甚至他们是否接受他的行善呢?

在乡村生活一年之后的一个早晨。他读完《十九世纪的农场》的一章,口袋里揣着笔记本,上面记着他们的问题和他的计划,走访了四家农民。

第一个叫丘里斯的农民想要几根木桩顶住他摇摇欲坠的房屋,他是极其勤劳和本分的、所求也不多,但由于分家、生了五个孩子,家里只有他一个男劳力,所以仍然极其贫困。年轻的地主想让他搬到自己盖好的新村的房子里去,但他坚决不肯,说,这个地方热闹、习惯了,我们庄稼人的家当也都在这里,是祖祖辈辈置下的,我爷爷和我爹都在这儿归了天,我也只想在这儿咽气。他的妻子也哭着跪下了,说,老爷,可别坑害我们啊。丘里斯最后的请求是不要强迫他七岁的儿子去上学,因为他是自己惟一的帮手。最后涅赫柳多夫只好塞给他一些钱让他去买一头奶牛了事。

第二个叫叶皮凡的农民坐在家里光抽烟,不下地干活,他狡黠、精明,但酗酒、说谎、偷东西、还虐待母亲。他要卖马,说马太老了,不中用了。但是涅赫柳多夫看了马的牙口,知道他是说谎。但他还是眼睛看着别处说:“照这样,大人,我们的日子可怎么过啊?没有粮食,又不许卖东西。”然后突然把粗野无礼的目光直投向东家的脸上说,“这么说,我们就该饿死。”他劝导他改掉他的坏习惯,但是从他笑着说的“大人宽恕,我们能听懂大人的话”的神态知道,对方完全是在敷衍他。于是,涅赫柳多夫也绝望了,走的时候只好悄悄塞给他母亲一点钱。

第三个叫别雷的农民高高大大而又白白壮壮,也不抽烟酗酒,但就是懒,成天躺在灶炕上睡大觉。涅赫柳多夫公爵进到他的屋子,以为没有人而要退出,听到鼾息才知他正在睡觉。他累死了一个老婆,而他的母亲也看来也要步儿媳妇的后尘。他温和、沉默寡言,非常害怕劳累的母亲的责难,但就是不动。东家也无能为力,只能吩咐给他家一些粮食。

第四个叫杜特洛夫的农民是一个富足殷实的大家庭,涅赫柳多夫多希望他所有的农民都像他一样富裕、和善。他也希望他能再多租他的三十俄亩地,拿去办个大农场,还想让他跟自己合伙买一个林子。但当他一说起此事,温和的笑容立刻从老人脸上消失了,他激烈地否定自己还有闲钱。公爵只得怏怏而归。

回去的路上,公爵想,“难道我的一切关系到我的生活目标和义务的梦想都是荒诞无稽的吗?一年来,农民们的状况并没有改善,他们并没有更幸福。我是不是在浪费人生最好的岁月?”他心中交织着疲倦、羞惭、无能为力和悔恨的复杂情感。而保姆看到他回来闷闷不乐的神情则激烈地说:“给你惯的,谁也不怕了。老爷们能这样做事吗?一点好处也没有,自己吃亏,老百姓也惯坏了。老百姓就是这样,他们才不领这个情呢。”最后,涅赫柳多夫竟产生这样一个念头:为什么自己不是那个快乐的、赶车的农民伊柳什卡呢?

这四个农民看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中有穷的和富的、懒惰的和勤快的、老实的和狡黠的、精明的和愚笨的等等。而丘里斯和杜特洛夫看来还代表了农民的最典型性格:勤劳、保守、节俭。而由于聪明和运气方面的差别,他们还是会分出穷富。

他们在想什么?或者说,他们想要什么?丘里斯每天都在面对生存底线的挑战,他想的很具体,他如何对付每天的活计,获得全家人每天的面包。你可以说他过于安土重迁、不让儿子读书也很短视,但是,那个破败的家对他们也深具意义。叶里凡琢磨的是有没有更巧妙、更省力的获益办法,否则就不如让东家养着;别雷可能什么都不想,只要让他能清静地睡觉,那怕打他一顿。而杜特洛夫想的是如何维持住这个大家庭不分家,保持目前的富裕或过得更好一些。但让他冒险,尤其是和老爷合作他可不干。

而这些农民的想法却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不会知道涅赫柳多夫的内心想法。他们不会知道一年前的那个早晨发生在涅赫柳多夫心里的事情,且不说几乎不可能告诉他们,即便告诉,他们也不会理解其中的复杂和微妙。他们不会理解一个老爷会认为只有他们幸福他才会幸福。那种精神的东西离他们太遥远。他们对老爷还谈不上敌视,但却是相当猜疑、不信任——当老爷不按常规的方法对待他们就尤其不信任。而且他们会认为、老爷就是老爷,他们就是他们。启蒙的风还没有吹到他们那里。而他们知道又能怎样?当然,久而久之,他们可能会理解这位老爷的好心肠,但可能还是不会接受他的办法。人是永远存在着想法和追求上的差别的。

总之,这位一心想行善的年轻地主的想法和农民们的想法并不合拍。他们之间存在着一道难于逾越的不能理解的鸿沟。这是不是当时还实行的农奴制的原因呢?但不久,沙皇就上谕废除了农奴制,而情况并不见好。那么,是政治体制的原因?这就有待于革命了。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如果革命来临,叶皮凡们将成为革命的先锋,而丘里斯和别雷们也会被卷入革命,乃至成为革命的主体,而杜特洛夫们——涅赫柳多夫们更不例外——则成为革命的对象,土地和财富均分,但在这之后呢?要末还是私有,就可能产生新的杜特洛夫;要末公有,就可能普遍贫穷。

无论什么举措,都要了解,老百姓在想什么?他们真的想要什么?他们的子弟中会出现异类,但他们的大多数是不是还是始终会像陀思托耶夫斯基在“宗教大法官的传奇”中所描述的那样:更重视物质而非精神;更重视安全而非自由;更相信奇迹而非理性?如何才是真正地尊重他们?是按他们自己的想法还是按别人的想法使之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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