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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的博客

世纪中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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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何怀宏,1954年12月11日出生于江西省清江县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1989--1995∶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1993--1994: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1995--1998: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1998.5--: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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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历史与生命(3)  

2007-05-15 15:15:58|  分类: 文学与伦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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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生命
  《战争与和平》有三个主人公:安德烈、皮埃尔、娜塔莎。

   安德烈公爵出身军人世家。他参加了1805、1812年两场战争,而战争就是要和死亡打交道。第一次他怀着对荣誉的渴望和对婚姻生活的厌倦上了战场,他渴望着他自己的“土伦”。但他没有他的“土伦”,反而负了重伤,只是侥幸没死。第二次他在万念俱灰中上了战场,他已经没有了对荣誉的热望,但怀着保卫祖国和乡土的决心,但这次他又被炮弹击中,并且,这次他终于不治而死。他第一次伤愈回到家中,恰遇妻子临产,孩子生下来了,但妻子死了。生命与死亡是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怀着对妻子的深深内疚和个人命运的深深失望,他的心灵很久不能平复。但是,人生是不会在31岁就结束的,他遇到了娜塔莎,唤起了他自身生命的热力,他又重新燃起了生命的热焰。他和她秘密订了婚,但给了娜塔莎一年自由的时间。就在他和她快要重逢并结合的时候,娜塔莎遇见一个放荡的年轻军官,并准备与他私奔。私奔被偶然地阻止了,但婚约也被解除了。即便有微弱的可能重合,两颗重创的心灵也还需要痊愈的时间。但是,安德烈不久又上战场了,这次他的团队作为后备队还没有投入战斗就被炮火摧毁过半。他也又一次倒下了。安德烈是不幸的。但最后他在死前的一个月里又遇见了娜塔莎又是幸运的。他在娜塔莎的看护中死去。

皮埃尔是私生子。他性格的突出特点是似乎总有点心不在焉、心神恍惚。他总是在想事,想和周围环境没有多大关系的事。他是一个大块头,力气也很大,但有点笨拙,他走进上流社会的交际场,总有点像是一头大牛走进了瓷器店。他没有算计之心甚至防人之心,他也似乎从来不为自己的利益坚持斗争。但他的幸运是多少算计和防范也很难达到的;他的境界也是多少苦修和磨炼也很难达到的。他意外地得到了最大一笔遗产,于是也成为许多人“猎婚”的对象。他厚道、宽和、甚至会被人觉得窝囊。他在一种似乎必须说什么话的情势之下,嗫嚅地说出了“我爱你”,于是成了海伦的丈夫。他似乎总是闯到自己不该去的地方,其实那正是一些关键的地方。比如他偶然地逛到了波罗底诺战役前夕的战场,后来又一直呆在战役中最关键的一个堡垒。作者喜欢通过他的眼睛来“看”。

安德烈是严肃的、常常是激烈的。而皮埃尔是宽容、随和的。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他们的内心真正是善良的。对皮埃尔的这一评语是安德烈说的,他要在他出国时等待的娜塔莎在需要的时候只找他商量;对安德烈的这一同样的评语是他妹妹、圣洁的玛丽亚公爵小姐说的。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沉思,就是不断反省自己的生活,就是不断追求更高的真理。他们俩的多次谈话,尤其是在晚暮渡口的一次谈话感人至深。但皮埃尔更像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他觉得只有自己纯洁,才可以批评别人。他参加了重视自我道德修养的共济会,在那里他意识到人类头脑无穷无尽的多样性,以致任何真理在两个人的理解中都不一样,甚至和他站在一边的人,志同道合的人们,对他的理解也各有不同,带有一定的限度和改变。他在书中最后有点得意地说,他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具有简单而伟大的思想,可以向世界指明方向的思想,这就是,如果坏人能集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势力,那么,好人也同样应当这样做。但是,如果考虑到前面所说的那种即便在好人中也存在的多样性,这种联合如何可能呢?或者不是以人划线来联合,而是以一种基本的、起码的道德原则来集合多元的人?这其实正是今天取胜的自由主义仍然面临的主要难题。

但皮埃尔也有愤怒的时候,明显的一次是他对他放荡的妻子;另一次是对已经结婚、却以结婚引诱娜塔莎私奔的阿纳托利,他认为这像殴打老人孩子一样卑鄙无耻。他在1805年的贵族晚会上试图为拿破仑做某种辩护,认为他善于理解革命、战胜革命。而到1812年拿破仑侵入俄罗斯后,虽然他羞于像狂热的莫斯科人那样表达自己的爱国主义,但是准备个人去刺杀拿破仑。

皮埃尔也多次面对了死亡:别人打赌,站在三楼的窗口上仰头一气喝完一瓶酒,他也站到了那窗口上,且不要任何赌注。他连开枪都不会,却要和一个年轻军官决斗,虽然当决斗时他也觉得这事很无聊,但还是坚持把这事做完。他击伤了对方,然后惊慌地走近对方,茫然地敞开胸脯面对对方的枪口。他只是很侥幸地没死。他的确有过对死亡漫不经心的时期,他将自己对娜塔莎的爱深深地埋在心里,他的妻子不是他的爱人,而是一个高贵的“荡妇”。他感到心灰意冷。不过决斗的那一枪还是震惊了他,他后来对安德烈说活着多好。但后来他还是准备赴死。他和安德烈一样勇敢。甚至,更勇敢。他呆在波罗底诺战场上,周围的士兵大都死了。在莫斯科的大火中,他抢救出一个女孩,随后被法军逮捕,准备以“纵火犯”的罪名处死。但好运一次又一次降临了他,面对以残忍著称的达乌元帅,由于偶然地交换了一下“人类的视线”,他得救了。作者似乎有意、而我们也希望世间保留这样一个好人。他其实很早就开始、并一直暗暗地爱着娜塔莎。但他觉得自己还不够好,他觉得自己配不上。他甚至要到与娜塔莎结婚七年后才相信自己不是个坏人。他看到娜塔莎第一次参加盛大的舞会,还没有人去邀他跳舞,他就悄悄地要安德烈去和她跳舞,从而使他和她进入了爱情——虽然这使他感到欢喜而又痛苦。

娜塔莎联结着上面两个人,她先和安德烈订婚,后与皮埃尔结婚。安德烈和皮埃尔也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真理的探求者们也理应成为好朋友,即便他们探求的道路不同,但就凭他们的人数如此之稀少,他们也应当成为朋友。她所犯的错误也是过于热烈的生命所容易犯的错误。娜塔莎不是思想者,她不是对生命的思考,然而,她就是生命本身。她就是青春、就是快乐、就是阳光。而即便一个阴郁的生命也是要寻找阳光的,一个严肃的生命也是要追求快乐的。她被许多人爱、被人喜欢:家人、客人、多年的朋友、乃至只是过往的路人。甚至古板的军人杰尼索夫、势利的鲍里斯、放荡的阿纳托利也被她吸引。她想爱所有的人,也希望被所有的人爱。她也是和平。她是和平时期的主人公。她热爱美,在一个美丽的月夜,她站在阳台上,向往着抱紧自己的胳膊飞翔起来。

娜塔莎也面对了死亡,虽然不是自己的死,而是他人的死,是至亲至爱的人的死。她的才十几岁的弟弟彼佳的死、她父亲的死、尤其是安德烈的死。她受过两次重创,一次是因她自己的过错而导致与安德烈废除婚约;一次是安德烈的死。但她又复苏了。是她强大和青春的生命力本身使她治愈、使她复苏。因为她就是生命。生命的本质是女性的、或者说是母性的。所有的生命都由女性生产,女性喂养、女性护理、女性送终。因为有女性,生命显示出自己更纯正的本色。因为有女性,生命不致被过于好斗的激情摧残或毁灭,也不致被过于沉重和严肃的思索掩盖或弄得黯淡。

娜塔莎与皮埃尔结婚七年后生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她变得有点不修边幅,琐碎、忌妒、甚至有时吝啬了。她神情娴静、脸上不常见先前那种赋予她特殊魅力的洋溢着热情的青春活力了。她甚至很少唱歌。偶而兴致突发唱起歌来,她才会重新燃起热情。而这时她就显得格外富有魅力。平时她不唱歌,不注意梳妆打扮,说话时不斟酌词句,主要是因为她根本没有时间去那么做。人能把全部精力贯注于一件事,不管这件事是多么微不足道。而一旦全神贯注,它就变成极其重要的大事情了,而它可能本就是真正的生活。她因为接二连三地怀孕,生育,喂奶,时刻参与丈夫的生活,只得谢绝社交活动。但她很重视亲戚的来往。她会穿着睡袍、披头散发、喜形于色地从育儿室大步跑出来,把不再沾着绿色屎斑,而是沾着黄色屎斑的尿布给他们看,听他们安慰地说孩子身体好多了。皮埃尔对妻子言听计从,妻子把皮埃尔的学术活动看作正经事,尽管她对此一窍不通,但很重视。皮埃尔工作时,也就是当他在书斋里读书写作时,全家人都踮着脚尖走路。

凡是在娜塔莎婚前就认识她的人看到她这种变化,无不像看到一件新奇事那样感到吃惊。只有老伯爵夫人凭着母性的本能懂得,娜塔莎原本的热情根柢上正是出于她需要家庭,需要丈夫。她本性上其实是个贤妻良母。伯爵夫人说:“她把全部的爱都用到丈夫和孩子们身上,爱到极点,简直有点傻了。”有关妇女权利、夫妻关系、夫妻的自由和权利的议论,当时也已存在。不过,没有像现在一样看成那么重大的问题。不过,娜塔莎对这些问题不仅不感兴趣,而且一点也不能理解。托尔斯泰说,这些问题在当时也同现在一样,只对那些把夫妇关系纯粹看成某种满足的人才存在。他们只看到婚姻的开端,而没有看到家庭的全部含义。

我们也许还可以更仔细和专门地看一下面对死亡对生命的思考。

当安德烈负伤躺在奥斯特里茨的战场上时,他躺在大地上,只能凝视天空,除了天空什么也没有。在安静、肃穆、高远的天空面前,他感觉过去觉得重要和伟大的东西都不再重要和伟大了,诸如荣誉、功绩、尘世的伟人、甚至生死、这一切历史和时代的东西都变得十分渺小了,都像是空虚和欺骗。他只是感动于天空的永恒、无限和伟大,但他并不知道这伟大是什么。他所有知道的东西都是渺小的,而他所知道的伟大的东西却是他不清楚的。他意识到永恒。但这永恒的天空其实也还是空虚的、空洞的。他不知道这真正伟大的东西是什么。他还是想活。他觉得生命还是美好的。所以,当拿破仑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动了一下。

他活过来了。当他回到家里,却又遇上儿子的降生和妻子的死去。他其实是怀着内疚和赎罪的心情回到妻子的身边。但他没有赎罪的机会,妻子就死了。他心中的创痛有多深只是在他和皮埃尔在渡口谈话时才第一次真正地表达出来。特别是他永远忘不了妻子临死前秀丽、僵冷的面容仿佛在对他、对所有人说:“我爱你们,我没有做过坏事,你们为什么对我这样?”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很老很老了,他只希望不伤害和妨碍别人、也不关心别人和社会、就这样默默地了此残生。他希望只是避免受良心责备和疾病这两件坏事,为自己生活。但是,皮埃尔告诉他,所有生命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也要为别人生活。

皮埃尔的话震动了他,在他心里播下了新生的种子。但是,新生的种子并不是很快就能发芽成长的。当春天来临的时候,他经过一片树林,在经过一个寒冷的冬天之后,其他的树木和青草都重新欣欣向荣,只有一棵满身疮疤的老橡树不愿屈服于春天的魅力,依然是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他觉得自己就是那棵老橡树,他所持的立场就是那老橡树的立场、他对生命的态度就是老橡树表示的态度。“你自万象更新,我自岿然不动”。但在过了些天,他重新经过那片树林的时候,老橡树却已是树叶苍翠茂盛了。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他遇到了充满活力的娜塔莎,也在下面的阳台上听到了她要在美丽的月夜飞翔的话。所以,他对自己说:“人生不会就在31岁的时候就完结。我应当和所有的人在一起生活。”

他又回到大地上的生活了。但天空或者说永恒的视野仍然保留着。他和娜塔莎相恋了,但因为自己家庭的阻碍,也希望17岁的娜塔莎充分地认识自己。他给了她一年自由的期限。给予这样的自由是否合适?是不是应该不顾一切马上结婚?这样结婚后是否在幸福中将达不到后来体会生命的深度,甚或娜塔莎的生命力还可能有再一次不惜烧毁自己的爆发?对这些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在一年的终了娜塔莎出事了。安德烈没有原谅她,他说,“我说过要原谅堕落的女人,但是我没说我能够原谅。我不能够。”那天安德烈和别人谈话特别活跃,而只有皮埃尔完全明白他所以这么活跃的内在原因。

在波罗底诺战役中,作为团长的安德烈一直镇静地看着自己周围的人被炮火击中、抬走。终于一颗炮弹落到他身边了,在一丛苦艾旁边,像陀螺一般冒着烟旋转。“难道这就是死吗?”安德烈公爵一面想,一面用完全新的、羡慕的眼光看青草、苦艾,看那从旋转着的黑球冒出的一缕袅袅上升的青烟。“我不能死,不愿死,我爱生活,爱这青草,爱大地,爱天空……”。但过了一会儿他又想:“不过,现在不是一切都无所谓了吗?来世会是怎样?今世曾是怎样的?我过去为什么那样留恋生命?在这生命中有一种我过去和现在都不明了的东西。”这东西是什么呢?

他被抬进了战地手术帐篷,他看到血淋淋的人体似乎塞满了这低矮的帐篷,这使他想起几星期前,在那炎热的八月的一天,士兵们纷纷跳进一个脏污的水塘,那许多挤在一起的赤裸裸的强健肉体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他一下就深深地理解了何谓“炮灰”。这时他又认出旁边一个痛哭失声、虚弱无力、刚被截去一条腿的人正是他一直寻找想与之决斗的阿纳托利。他也想起了娜塔莎,忍不住流出了温柔、深情的眼泪,他哭了,哭别人,哭自己,哭他们和自己的错误认识。他想,“对兄弟们、对爱他人的人们的同情和爱,对恨我们的人的爱,对敌人的爱,——是的,这就是上帝在人间散播的、玛丽亚公爵小姐教给我而我过去不懂的那种爱;这就是我为什么舍不得离开人世,这就是我所剩下的唯一的东西,如果我还活着的话。但是现在已经晚了。我知道这一点!”

但是,如何可能去爱敌人呢?“爱一个亲人,用人类的爱来爱就行了;但是爱敌人,只有用上帝的爱才办得到。……用人类的爱,这种爱可能转化成恨;但是上帝的爱永无变化。”他先前感到对背弃他的娜塔莎又爱又恨,但这时他多想再见她一面。恰巧她那天知道了他与她同在旅途,深夜光着脚悄悄来到了他床前,他对她说:“我比以前更爱你,更知道怎样爱你了。”

自此,娜塔莎一直看护着他。她常坐在斜对着他的扶手椅里,遮住烛光,编织袜子。因为安德烈曾经告诉她,在织袜子的动作里,有一种令人感到慰藉的东西。安德烈一直躺在床上,不仅知道他会死去,而且感到他正在死去,并且已经死去一半了。他体验到了远离尘世的意识,和愉快而奇怪的轻松的感觉。他不着急不慌张地等待他正面临的时限。但是,安德烈又想,“难道命运这样奇特地让我和她相聚,就是为了让我去死?……难道人生之真理展现在我面前,仅仅由于我在虚妄中度过了一生?我爱她胜过世界上的一切。可我爱她又能怎么办?”“爱?爱是什么?爱干扰死。爱便是生。”

 安德烈梦见许多人在做无谓的谈话。渐渐地这些人物全部开始消逝,一切只剩下一个关门的问题。他起身朝房门走去。他觉得一切都有赖于他是否来得及紧闭房门。但他的脚不能迈动,他于是知道他来不及关门,但仍然徒劳地鼓足全身力量。他陷入痛苦的恐怖之中。这恐怖是死亡的恐怖:“它”就站在门外。但就在他无力地笨拙地朝房门爬去的时候,这一可怕之物已从另一边压过来,冲破了房门。某种非人之物——死亡——破门而入。于是,安德烈公爵死去。但就在死去的那一瞬间,安德烈公爵想起他是睡着的,同时,在死的那一瞬间,他一努力,于是又醒了。“是的,这就是死。我死了——我醒了。是的,死——便是觉醒。”突然间他的心里亮了起来。他感到好像挣脱了以前捆住他的力量,感到了再没有离开过他的那奇怪的轻松。

这是正在死去的人的感觉。这是不是第一次有人想象地描写濒死者在渐渐地死亡过程中的感觉?它是真实的吗?任何一个读者都无法对之进行判断。那么,这濒死者周围的生者对他的感觉呢?当安德烈变得特别温和并容易感动,娜塔莎和他妹妹感觉这是临死的迹象。在最后的时间里,她们感到已不是在照料他(他已经没有了,他离开了她们),而是在看护对他的最亲密的回忆——他的躯体。她俩都看到,他愈来愈深地,缓慢而平静地离开她们,沉入到一个她们所不知道的地方去。当灵魂离开躯体,躯体发出最后一次颤抖的时刻,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娜塔莎都在他跟前。“过去了?!”在他的躯体一动不动,并且冷却了几分钟之后,玛丽亚公爵小姐说道。娜塔莎走过去,向那双不动的眼睛俯下身去,急忙阖上了它们。她没有亲吻那双眼睛,而是伏身在他的躯体上,心想:“他到哪里去了?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哭泣了,她们哭泣是由于面对死亡的奥秘而产生的虔敬的感动,死亡的奥秘简单而又庄严。

使安德烈死去的原因是战争。皮埃尔面临的则是另一种集体的“合法杀人”——死刑。他在莫斯科大火中被误当作纵火犯,后经达乌元帅简单审讯、对进来打断的副官说了句什么即被押走,皮埃尔这时以为自己已经被判死刑了,脑子里只有一个思想:究竟是谁,最后是谁判决他的死刑?不是委员会里审问他的那帮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愿意、而且显然不可能这么办。也不是达乌,他是那么富有人情味地瞧着他。只要再等一分钟,达乌就会明白他们是在做蠢事,但是这一分钟被走进来的副官搅和了。这个副官看来也并不是想使坏,但是他本来是可以不进来的。究竟是谁处决、杀死、夺走那满怀回忆、志愿、希望的他皮埃尔的生命呢?这是谁干的呢?皮埃尔觉得并没有具体的那一个人一定要这样干。

和个别人的谋杀犯罪不同,这样的合法处死和更大规模的集体杀人(战争)的根源是制度,是各种情况的汇合。是一种制度要杀害他的生命,剥夺一切,把他消灭掉。同样,这一机器也要同样地杀死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们。

皮埃尔被押往枪毙的地点——一个菜园子里。和那些同样忙乱和草率地被判决的人们一起,一次两个地被带出来枪毙,头两个人只用眼睛默默地、枉然地寻求保护,显然不了解也不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不能相信,因为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生命对他们有什么意义,所以他们不了解也不相信生命可以随意被人夺去。皮埃尔觉得,在所有俄国人、在法国士兵和军官脸上,没有一个例外,他都看到和他内心所感受的同样的惊悸、恐怖和斗争。“这事究竟是谁干的呢?他们和我一样感到痛苦。究竟是谁?究竟是谁?”皮埃尔排在第六个,但这一次只带一个出去,他看着那个年轻工人喊叫着被带到柱子前,到了柱子那里突然不叫了:他掩上衣襟,用一只光脚搔搔另一只光脚。开枪了,皮埃尔看见那个工人突然在绑他的绳子上坠了下来,身上只有两处露出血来,士兵们笨手笨脚地慌忙把尸首拖到柱子后面,推到坑里。“显然,大家都确切地知道,那些人是罪犯,他们是在掩盖犯罪的痕迹。”最后所有人都低着头,沉默不语地离开。

皮埃尔随即被送往战俘营,在那里他悟出了一个道理:人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幸福,而幸福就在他本身,幸福在于满足人的自然需要,而一切不幸并不在于缺少什么,而在于过剩。在三个星期的押解途中,他又悟出了一个新的、令人欣慰的道理:世上没有什么特别可怕的事。世上没有哪个环境人在其中一定能过得幸福和完全自由,也没有哪个环境人在其中一定会过得不幸福和不自由。痛苦有一个界限,自由也有一个界限,而这两个界限又非常接近;他现在为睡在光秃的湿地上感到苦恼,而另一个人也可能会为他的锦绣衣被折了一个角而感到苦恼。他也懂得了一个人身上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和自救力量。多少次,他以为明天自己冻坏的双脚再也无法走路了,但第二天他又一瘸一拐地走了起来,慢慢甚至不觉得疼。

在俘虏营他还遇到了一个普通俄国士兵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他长得圆滚滚的,成天乐呵呵的,从不抱怨,好像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疲倦和病痛。他对所有的人和事情似乎都情投意合,但并不眷恋什么。他在被押解途中的一个晚上讲了一个故事:一个规规矩矩、敬畏上帝的老商人被错判杀死同伴而流放做苦役,一天大家都讲述自己的犯事,老人哭着说了自己的冤屈。听者中恰好有一个真凶,听了心感到刺痛,于是跪倒在老人面前,说“你是为我遭的罪”,并向官府自首了。当沙皇下令平反,公文下来到处找那个老头,找来找去,最后发现他已经死了。这个故事皮埃尔其实熟悉,使他感到惊奇和神秘的是普拉东讲述它时的那种始终挂在脸上的极大的恬静和欢喜。第二天早上,皮埃尔发现普拉东不肯走了,他靠着一棵白桦树坐着,脸上露出欢喜、感动和恬静、庄严的表情。不久,从后面他坐着的地方响起了枪声。皮埃尔想到:“生命是一切。生命就是上帝。一切都在变化和运动,这个运动就是上帝。只要有生命,就有感应神灵的快乐。热爱生命就是热爱上帝。而比所有一切都更困难但也更幸福的就是:在苦难中,即便在无辜的苦难中,也热爱这个生命。”

皮埃尔被游击队救出来了,治疗了三个月。他觉得,没有了使他苦恼的妻子和法国人,活着是多么好、多么美妙啊。先前一直使他苦恼的,他经常寻找的东西——人生的目的,现在对他来说已不复存在了。因为他觉得这个人生的目的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正是因为这个目的的不存在,才给了他完全的自由感,而这时他的这种自由感就是他的幸福。他不能有目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信仰,不是信仰某种制度,或言论,或思想,而是信仰一个活生生的可以感知到的上帝。他在以前是抱着他给自己提出来的一些目的去寻求上帝的。可是,他在被俘期间突然认识到,上帝就在眼前,就在这里,它无所不在。他认识到,在卡拉塔耶夫心目中的上帝比共济会会员们所承认的造物主更伟大、更无限、更高深莫测。他觉得像一个人极目远眺,结果却在自己的脚跟前面找到了他所要寻找的东西,他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一生都在迈过周围人们的头顶向远方望过去,其实用不着睁大眼睛向远方望过去,只要看看自己跟前就行了。他先前无论怎样都没有本领看到那个伟大的、不可思议的、无限的东西。他仅仅感觉到,它应当存在于某一个地点,于是便去寻找它。但在一切靠近的、可以理解的东西中,他只看见有限的、渺小的、世俗的、没有意义的东西。他曾经用一具幻想的望远镜装备自己,并用它去瞭望遥远的空间,他觉得隐藏在远方云雾中的渺小的,世俗的东西之所以显得伟大和无限,只不过是由于看不真切罢了。像欧洲生活、政治、共济会、哲学、慈善事业,就都是这样的目标。而现在他已经学会在一切东西中看见伟大、永恒和无限了,因此,他欢欢喜喜地看他周围那永远变化着的、永远伟大的、不可思议的、无限的人生。他看得越近,他就变得越平和,越快活。原先曾毁掉他的全部精神支柱的那个可怕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对于他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对“为什么?”这个问题,在他心中常常准备了一个简单的答案:“为什么?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于是,安德烈所眺望的“天空”变得具体和落实了。“天空”和“大地”连接到了一起。当然,这里还有一种命定论,一种让人心安的命定论,但它是否过于强烈?无论如何,皮埃尔的生活和性格由此有了改变。外表他和先前差不多,心不在焉,好像所关心的不是眼前的事,而是他自身的某种特别的事情。从前,他虽然显得是一个善良的人,然而,却是一个不幸的人;因此,人们总是远远地躲着他。可是现在,他的嘴角边上经常挂着人生欢乐的微笑,眼睛里闪着对人同情的亮光。只要有他在场,人们都感到愉快。从前,他一说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慷慨激昂,只顾自己说,很少听别人说话;现在他善于听人家说话,因此人们也乐意把最秘密的心事告诉他。他能理解和欣赏别人灵魂中的优秀品质,乃至常能唤醒和引发这种优秀品质。他也承认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索、去感觉和去观察事物;承认不可能用语言来改变一个人的信念。这一点博得了所有人的普遍好感。这种人的多元性在以前曾经使皮埃尔激动和恼怒过,而如今却成为他能同情别人和激起兴趣的一种基础。人与人相互之间在生活中的观点不同,甚至于观点完全相反,这使皮埃尔感到高兴,使他显现出嘲讽的、温和的微笑。当同伴一路上不停地抱怨俄国比欧洲穷,落后,愚昧无知,觉得到处死气沉沉,而皮埃尔却在漫天大雪中,在这一望无垠的大地上看见了非常强大的生命力。但他并不去反驳。在一些实际的问题上,皮埃尔现在也出乎意料地感到自己对遇到的事情有了主见,他对金钱问题仍然像以前一样漫不经心,但是他现在明显地知道什么事情是应当做的和不应当去做的。他学会了拒绝。

他和娜塔莎的重获自由,还使他觉得自己有了获得她的爱情和缔结婚姻的希望。在这一时期,他觉得,不仅对他一个人,而且对整个世界来说,人生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他的爱情,在于她能不能爱他,有时他甚至觉得所有的人所忙的就只有这一件事——就是为他俩的未来幸福而奔忙。所有的人都被他的光辉感情照得通体透亮,不管遇见什么人,他立刻毫不费力地从他们身上看出一切好的值得爱的东西来。皮埃尔后来经常回忆在这一段时间里幸福的狂热。但他认为,在这一段时间里所形成的对人们和对环境的见解,永远都是正确的。皮埃尔的狂热就在于,他不像以往那样,一定要在人身上发现他认为人应具有的优秀品质时才爱他们;现在他的内心是充满了爱,他在无缘无故爱人们的时候,总能找到值得他爱他们的无可争辩的理由。

这是不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的态度?这里是不是把握到了自由主义行为和态度的核心——承认多元、宽容待人?而且这是否还是一个自己快乐、也给人快乐的自由主义者的态度——热爱生活,发现和欣赏他人的优点?再进而言之,这里是不是还提供了对自由主义的一种恰当的精神信仰——上帝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就在普通的事件之中,人们就就应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上帝?人生无目的、或者说多目标,亦即没有一个涉及所有人的根本的、既定的、统一的目的、而只有各个人的具体的生活目标,人也没有必要去寻求那种惟一的根本目的、终极目的。而且,主人公似乎在这里认定,这一自由主义观点虽然是在他狂热的幸福时期得出的,但却是永远正确的。难道在个人生活中,我们也同样达到了一种“历史的终结”,哪怕这种“终结”是限制在一个极其基本和微小的范围内?

就这样,安德烈从不满和厌倦自己的生活、包括厌倦自己的婚姻和妻子、厌倦爱开始,最后走到了对生命及所有人的接纳、承认和爱,他也重新接受了娜塔莎的爱,他等于是死在娜塔莎的怀抱中;皮埃尔从茫然和胡闹开始,最后走到了认为上帝就在眼前,就在我们的生命之中,上帝就是生命;追求上帝就是善待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走到了一种认为人生无自己的根本目的,人们的具体目标是多元的,应当学会理解和平等对待所有人的类似自由主义的观点。安德烈死了,皮埃尔还活着,而且和娜塔莎结了婚,生了几个孩子。安德烈的儿子也在长大。生命之线将继续延续下去。而不管作者如何具有如一些人所称的反自由主义的倾向,他在作品中的议论如何透露出一种强烈的宿命论的色彩,但他的主人公却走到了一种类似于自由主义的生活态度和承认精神选择的自由的观点。这似乎是很奇怪的:一个反自由主义者却让自己走到了自由主义的结论。作者作为一个文学家,更忠实于生活本身的逻辑而不是自己思想的逻辑。

主人公的精神探索还会继续下去,包括对社会政治和个人生活的关注。事实上,我们在“尾声”中看到,皮埃尔又在和朋友谈论政治了,而他们的观点继续表现出分歧。但目前我们只能停在主人公目前所达到的终点上,它还能告诉我们几句什么最后的话呢?

首先大概是热爱生命,且就按生命的本来面目那样热爱生命,包括热爱自己的命运:那可能是幸运的生命,但也可能是被冤屈、被错待、被冷落的命运。而要如此热爱命运,就包括要热爱和原谅那冤屈、错待和冷落你的人。亦即也要按人们的本来面目去热爱亲人、邻人、旁人、以至敌人。

其次,我们要关注灵魂、但无论如何不要轻视肉体,正是这肉体给了我们所知道的生命,正是这肉体使我们能经受莫大的痛苦和打击而重新恢复生命,也恢复精神的探索。于是,正由于肉体生命的这种意义,所以我们要慎重对待最容易大规模毁灭肉体生命的战争,恰当地坚持战争的权利和行为伦理,提醒和追究人们、尤其是追究英雄们在历史行动中的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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