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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的博客

世纪中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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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何怀宏,1954年12月11日出生于江西省清江县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1989--1995∶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1993--1994: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1995--1998: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1998.5--: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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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3-17 10:38: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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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翎是中国很少的几个可以被最直接地称之为“天才”的作家。鲁迅的文名容易为“斗士”、“旗手”、“主将”所掩;人们会说郭沫若“极其聪明”;钱锺书“聪明绝顶”。这些都是指阅读他们容易使我们产生的最初印象。而“天才”却是我阅读路翎的第一印象。1997年有两部研究路翎的著作问世,一部是刘挺生的《一个神秘的文学天才——路翎》,一部是朱衍青的《路翎:未完成的天才》,不约而同地都使用了“天才”一词,而且说其是“神秘的”“天才”,是“未完成的天才”,也都深得要领,并可见作者之哀惋和痛惜之意。的确,对一个刚刚跳级到高二就退学、刚满18岁就写成20万字的《财主底儿子》的长篇小说,在这部稿子失落之后,又用两年时间,一边工作、一边写完了80多万字的、中国“自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规模最宏大的、可以堂皇地冠之以史诗的名称的长篇小说”(胡风语)——《财主底儿女们》的人,是可以称之为天才的。

在完成这部巨著的时候,路翎才刚满21岁不久。而这期间,他还同时完成了像《饥饿的郭素娥》等一大批中短篇小说。路翎的青春时期生活在一种激烈的暴风雨之中,这对他是幸运的;而这暴风雨的结果对他又是不幸的。而他似乎预感到自己的命运,他在努力抢救或延长自己的写作生涯,他似乎在和时代赛跑,在27岁之前就完成了自己足以传世的作品,如此说他又是幸运的。再晚一些,如果他还没有完成这些作品,他就永远完不成了。

路翎是一个为写作为生,以写作为生命的人,他极其勤奋、专注和投入。甚至在蜜月刚过,爱人要走了,他竟然叹了、或者是舒了一口气,说“自己好久没写作了”。对这样的一个天才,如果给其一定的物质条件——其实只需很少的一点,因为他的物质生活的要求极其简单,他也幸运的有了一位贤惠的妻子,再给其以一些写作的闲暇和发表的空间,他将会创造出怎样的奇迹?然而,他却在27岁的时候就被束紧了翅膀,在33岁的时候就深陷囹圄长达二十年。20世纪中叶的中国,目睹了它的一个天才的儿子、一个最伟大的创作天才的诞生和毁灭。也许正是因此,对其他一些作家也许会佩服、崇敬、喜欢、热爱……,而对路翎,却最容易产生一种“心疼”、“无比地心疼”的感情。

的确,路翎一生的命运让我感到无比心疼。我也许没有权利这样说。我也不知道这样说会不会让人误以为有一种优越感。路翎其实是我的前辈。然而,我说不出什么来,还是只想说出这个词:心疼,一种彻骨的心疼。这也许是因为我们这一代只是因为晚生几十年而未遭到他那样的噩运,也许因为我能感到他的痛苦是多么的巨大,最后的摧残又是多么致命和难以挽回。这种摧残是摧毁性的,它摧毁了本来将有的璀璨。

二十年的牢狱。没有任何罪。仅仅因为他的作品,仅仅因为他亲近能理解、鼓舞和提携他的作品的人。二十年不能够写作。白天不能够躺着,晚上睡觉也必须头朝着外面可以窥视的门。直到最后把他放出来,这时告诉他,你可以随便写了,你自由了,你解放了,但他这时已经不会写了,他不知道怎么写了,尽管他足够顽强和勇敢,但时间太久、打击太大,他已经伤到了骨子里。陀思托耶夫斯基从死刑解脱,放逐到西伯利亚的囚禁只有四年,且只有肉体的放逐和苦役,而无直接的思想折磨和精神摧残,所以,陀思托耶夫斯基还能够恢复,甚至翱翔到当时世界文学的巅峰之上。但路翎无法再恢复了,他内心深处永远地处在恐惧和麻木中了——只要想一想,他多年以后在作协的会上,还是紧张地说出一大套“套话”来,然后舒了一口气,甚至有点顾盼自雄,也许想到自己已经过了“这一关”,现在就看你们的了。他麻木了、他的心已经死了。哀莫大于心死。

他反抗过,以他的方式英雄般刚烈地反抗过,甚至在第一次放出来以后,他还是不断上诉。他最后的毁灭是在第二次入狱。人们尽可以说,他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不换一种方式反抗?不也有同样经历过如此长的牢狱之灾的人后来还是恢复了创作能力吗?但这就是路翎了。他太天真、也太认真。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一段时间里只是在狱中嚎叫,如山中最后要绝灭的野狼。1955年以后和他曾长期关在同一监狱的绿原回忆道:“每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眠、吃饭、大小便之外,其余时间都侧耳可闻他一直不停的、频率不变的长嚎;那是一种含蓄着无限悲愤的无言的嚎叫,乍听令人心惊胆颤,听久了则让人几乎变成石头。”他因此屡屡遭殴打,但这并不能阻止他的嚎叫。金斯伯格的《嚎叫》一诗极其敏感地预见到了诗人在这个时代易遭毁灭的命运,但西方诗人还是无法感同身受路翎真正的声嘶力竭的嚎叫,他们更多地是在一种时代的压力下自趋毁灭。

他在这监狱中的二十多年里中具体遇到了什么摧残和惩罚?他的心灵经历了如何的变化?他不可能写出这一过程来了。甚至连他自己也忘记了。我们只知道,他进去的时候和出来的时候恍如两人。甚至连他的妻子也忘记了他的面容。还不仅是天才的毁灭,还是灵魂的毁灭和肉体的改观。如朋友所言,一生两世,或如妻子所言,一人两面。

我们只能大略地猜想:这二十年心中要经历了怎样持久的绝望和怎样深切的痛苦才能把一个人弄成这样。而在他被放出来以后到去世的又二十年中,他的心里又想了些什么?有什么样的变化?这是比黑暗还黑的黑暗,是无法测其究底的黑暗,是无法再破晓的黑暗。也再无星星在夜空中如弹孔一般闪亮,至多偶尔有一些小彗星一闪即逝。那往往表现在他出来后的少许诗作中,而他本来最拿手的长篇小说,虽然他不断地写,写的比他入狱之前字数还多,但却不堪卒读。而他偶尔也似乎意识到这一点,偶尔也清醒过来,于是不断在页边写下痛骂的话语。也许有足够的时间,他还能恢复。但他已经老了。

他早期作品表露的还不仅是天才,我们还可以从他的写作感觉到他的天才是朝着多么好的一个方向,他有激情,又有温情,他的构思宏大,而又擅长处理细节。他还是一个如赤子般单纯的人,他不要求什么。他决不算计。他的生活可以极其简单。只要能够让他写作。甚至他年轻时的相貌都是很英俊的,这样的人应当特别地去爱他,应当特别地去珍惜他。我们看着他的书信的手迹,读着他的作品,想着写出如此娟秀的繁体字的人,写出如此细致敏感的作品的人,后来可以随意被任何一个看守人员殴打、污辱,特地将拖把上的污水淌到他的馒头上再让他吃,就不禁要不寒而栗。

路翎在以写作为自己的“存在”上很有些像萨特。可是,这样两个人的命运多么悬殊,有如天壤之别。萨特反抗权力,批判政府,可是他因此得到了多大的尊荣。萨特能够仿照“我们从没有像沦陷时期那样自由”的逻辑说:“从没有一个人像路翎那样自由”吗?他愿意为这种“最大的自由”和路翎交换命运吗?

一种心灵的痛苦事实上从刚解放就开始了。路翎写的剧本总是通不过。第一个通不过,他已经写了第二个;而第二个刚送审,他又已经在写第三个了。那时他写了那么多基调是拥抱新生活、歌颂新中国的剧本——这也是他的本职工作,他对工作从来是认真的——但一个也没有上演。他临解放前在南京写了一个含有批判当局内容的剧本《云雀》,很快就上演了,而且就在当时首都的文化会堂。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吊诡的词——“解放”,而他为这“解放”是奉献了自己的热血和青春的。后来发动批判他的时候,谁都知道他必须检讨了,但他还是认真地写长文抗辩——又送上了一些可供批判的材料。

在我小时侯生活的南方,土话中有一个词叫“mi”(平声),其意思是作弄、玩弄;所谓“mi 死他去”,就好像一只猫抓住一只老鼠,但不急着吃掉它,而是反复玩弄,放开它一下,似乎让它逃跑,又将它一把扑住,用锋利的爪子慢慢折磨它,最后再使其致死。但即便如此,那猫也不会让老鼠检讨、认错、乃至衷心悦服地敬佩猫,彻骨地恐惧猫。面对这样的痛苦,我只能说,哪怕只有一个这样的痛苦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而后面将许诺有所有人的天堂,我也不要。而事实当然是:可能有这样的天堂吗?天堂能够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吗?

路翎是以写作为生命的人,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他也是以生命来写作的人。所以,写作停止,对他来说也就是生命停止,所以,他不得不写,然而,即便他继续写,甚至写的更多,如果真正能使他的作品活着的生命没有了,使精神复燃的灵魂飞走了,他的作品也就失去了生命力。这当然不是死,肉体没死,心灵甚至有时还能从尘灰中冒出火花,甚至他有时“似乎像是要飞翔起来”,但最终却还是没有飞翔起来,因为他的翅膀早已被连根折断,那丢失的翅膀甚至都不知道到那里去了,他再也找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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