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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的博客

世纪中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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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何怀宏,1954年12月11日出生于江西省清江县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1989--1995∶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1993--1994: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1995--1998: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1998.5--: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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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2-03 08:33:00|  分类: 时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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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与社会是这个社会知识者的基本任务之一。那么,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和社会?我们的确可以感觉到,由今天上溯三十年,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转变最巨的时期;由今天上溯一百年,则是中国政治体制和军事变动最烈的时期;而由今天再往前上溯一百五十年,则可以说,这个时段的中国从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到社会制度和风俗都发生了全方位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那么,中国是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有些什么重要的特征?这个转变过程是否已经结束?最激烈的变化我想还是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自十九世纪中叶大规模遭遇西方,到该世纪末就不得不承认整个体制的羸弱无力而谋全面的变法图强。于是,自进入二十世纪起也就开始了一个激烈动荡的过渡时代。对此,一些先觉者已有明确的预感,这里,我想从梁启超正好在1901年发表于《清议报》上的一篇文章“过渡时代论”说起。

梁启超认为,处在20世纪伊始的中国,是“过渡时代之中国也。” “今世界最可以有为之国,而现时在过渡中者有二。其一为俄罗斯。……其二则为我中国。”中国和西方冲突以后,已经不得不变,不得不过渡。而且,“过渡时代者,希望之涌泉也”,但“过渡时代,又恐怖时代也。青黄不接,则或受之饥;却曲难行,则惟兹狼狈;风利不得泊,得毋灭顶灭鼻之惧;马逸不能止,实惟踬山垤之忧。……故过渡时代,又国民可生可死,可剥可复,可奴可主,可瘠可肥之界线,而所争间不容发者也。……或渡一次而达焉,或渡两、三次而始达焉。或渡一关而止焉,或渡两、三关而犹未止焉。……”

梁启超深切地意识到,这将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天崩地裂的时代,一个充满希望,也充满着暗礁和恐惧的时代。而且,这一过渡时代将可能是漫长、曲折和反复的。那么,中国人将如何走出这一过渡时代?梁启超还是寄希望于在开始的时候有披荆斩棘的少数英雄,并认为这英雄必须有三种德性:“其一冒险性,是过渡时代之初期所不可缺者也。”“其二忍耐性,是过渡时代之中期所不可缺者也。”“ 其三别择性,是过渡时代之末期所不可缺者也。……故过渡时代之人物,当以军人之魄,佐以政治家之魂。政治家之魂者何?别择性是也。”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的确经历了这样一个激烈变化的过渡时代。我倾向于把这个过渡时代称作一个“动员时代”,即一个由少数精英——开始是知识精英,后来是政治精英或“英明领袖”——不断动员群众、发动学运、工运、农运、以致全社会的运动的时代,又加上外敌入侵和军事斗争,从时间上大致贯穿了几乎整个20世纪,或者说其核心年代是从1919到1989。但经过近百年的激烈动荡之后,今天可以说基本尘埃落定。而且方向道路也基本选定,这就是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健全法制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的温饱问题或者像费孝通所说的“吃饭”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甚至百多年来志士仁人所追求的使中国走向“富强”目标也已经在望。从“三个代表”到“和谐社会”,可以说执政者也获得了对时代明确的自我意识。

经过一百多年的曲折斗争和努力,中国已经从一个等级社会过渡到了一个观念和身分平等的社会,从一个农耕社会过渡到了一个工业社会,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但是,这并不是说过渡时期的任务都已完成。梁启超在谈到“过渡时代”的特征和窘迫时说:“语其大者,则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从,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语其小者,则例案已烧矣而无新法典,科举议变矣而无新教育,元凶处刑矣而无新人才,北京残破矣而无新都城。”核之以今天,我们可以说有些任务已经完成,但有些任务还没有完成,尤其在“软实力”方面。所以,我们也许在某些方面还需要继续“过渡”。

而未来的过渡和进入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的努力,将有可能避开曾使国人付出了沉重代价的激风暴雨,而且更依赖于普通公民和所有社会成员的努力。梁启超虽然强调少数英雄的率先行动,但也同样强调最后必须唤起多数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一思路和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有类似之处。所以,他说,“抑又闻之,凡一国之进步也,其主动者在多数之国民,而驱役一二之代表人以为助动者,则其事罔不成;其主动者在一二之代表人,而强求多数之国民以为助动者,则其事鲜不败。故吾所思所梦所祷祀者,不在轰轰独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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