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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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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何怀宏,1954年12月11日出生于江西省清江县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1989--1995∶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1993--1994: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1995--1998: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1998.5--: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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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药价降下来  

2006-05-21 12:11:52|  分类: 时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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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一今天在《新京报》刊出的评论,红字是被删和补充的部分)

在“看病贵”中,“药物贵”是最大的一块。那么,如何能把虚高的药价降下来?一个简单和直接的思路是由政府来统制所有的药价且实行降价。但是,即便只是处方药,完全由政府机构来统一定价不仅在实施的信息和能力上有困难,而且,这种专有权仍有可能照样被集中“攻关”而不免腐败,且最终不利于医药事业的发展和医疗行业的改革(回想一下上世纪五十年代实行统购统销对三农的长远影响。至于降价,事实上自1998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已有过17次“药品降价令”,但效果并不明显。问题在于,利益驱动之下,所降价的药品或称“普药”几乎进不了城市的大医院,而是很快被驱赶到乡间,甚至渐渐被驱赶出市场。今天我们在城里已经很难见到几分钱一粒的阿司匹林或者几块钱一支的青霉素了。城里的医院用的多是昂贵的药品,而这些药品多是作为单独定价的“新药”而进入市场。

据2005年底出版的《财经》总第149期“药价之谜”的专题报道,2004年,中国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而美国药监局仅受理了148种。而这些递交到中国药监局的10009例“新药申请”中,实际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新药即新化学实体,绝大部分是中国药典中已有的药物,仅是对剂量、给药途径或其它新用法方面做了变更。但一旦成为“新药”,价格就大大提高。正如钟南山所批评的,今天药物的推陈出“新”令医生也觉得眼花缭乱。而要得到“单独定价”,需要有一笔不菲的“公关费用”打通新药审批部门和定价部门。这种“推广费”大概占药价的30%-40%左右。最近药监局的几位司、处长纷纷被查究,这种“放水”的状况或可有望扭转。

而医院为什么都购进贵药,而不买贱药?因为医院按规定还可以加价15%,越贵的药品收益当然也就越高。这是看得见的“好处”,还有更多得多的看不见的“好处”,这些“好处”将主要由医药代表与掌握购买药品权的人和处方权的医生分成。从一种药品的出厂价到患者实际购买时的价格,其间要提高百分之六、七十甚至翻番,这其中的“利润”之丰厚自然可想而知,而这些“利润”大都成为流向个人腰包的“灰色收入”。另外,办医院以及医院各项收费的定价都相当受到统一控制,而医院要养活自己,还要不断提高收入,自然也就日趋其“贵”了。

所以,“药贵”的确是一个在制度与人的互动中多年形成的顽症,它所打造成的一条灰色利益链目前已相当牢固。除了医药行业的直接得益者,某些权力和管理机构对此也是难辞其咎,不仅有腐败问题,也有官僚作风,管理松懈、以及各种机构之间的不协调等问题。单是依靠寥寥几个揭发“回扣”的医生个人乃至一两个机构的主管官员显然是不可能治好这一顽症的,在这里,我想推荐并引申上述《财经》专题文章的一种思路。文章的作者认为,要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实际无法冀望于行政式的降价或全部统一定价。打破在医药行业已经形成的从价格主管部门、监管者、医院、厂家到医药从业人员的灰色利益链,才是关键所在。而在整个产业灰色利益驱动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正是价格主管机构的单独定价政策、药监局的新药审批政策以及医院的监管体制。卫生行政部门既管卫生,也办卫生,这种关系的存在,决定了政府的职能管理机构很难采取中立和站在社会利益的立场去展开工作。但在目前医改还没有大规模启动的情况下,也可从“卡住新药审批”与“引入医保监督”两方面来适当规范药品市场机制。

政府首先应刹住对那些层出不穷、价格也层层加码,其实并无多少创新含量的的所谓“新药”的审批。国家还应加大对公共卫生的投入,尽快完善中国医疗保障体系,通过各种医疗保险,确保一种底线——所有人都能支付得起以基本手段治疗基本疾病。在此基础上,也放开各种特色、各种层次的民间医院的发展,以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比方说,允许出现医护人员的技艺和服务水平很高、故而收费也较高,但药物及检查费用则务求其低廉与合理、能够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的医院。这样,患者若能对症下药,合理且节省用药,就可大大减少检查和药物方面的开支,虽然支出了比过去高的促进医生技艺提高的费用,但总的医疗费用还是可以降下来。而且,这样做不仅可以省钱,也可防止像目前伴随着多开贵药已经造成的滥用抗生素等严重后果,因为药物毕竟多是“以毒攻毒”

解决药价虚高的一个关键的确还是解决目前“以药养医”的体制问题,以及医疗行业激励机制的问题。目前医疗人员报酬的市场定价机制被行政管制严重扭曲,他们的行为也相应地发生严重扭曲。因此,有必要让官僚机构退出医院管理领域,鼓励医护人员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诊断中心、手术中心、护理中心等专业机构,保护一切参与竞争者的平等权益,引入与权益增加的幅度相匹配的惩罚强化机制。现在的问题是一些改革已经启动,却又不到位或不配套,结果导致的情况有些比不改还糟,但这并不是改革之过,而还是应当深化改革。

总之,药价虚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解决它自然也必须多管齐下,综合治理,虽然有时候也需要下猛药,但更重要的是要注重诉诸法律和形成制度。现在宣传的有些地方主管卫生官员的铁腕治理药价的行为,虽然可以奏效于一时一地,但关键还是要看其是否有可能形成普遍和长期有效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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