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何怀宏的博客

世纪中的反省

 
 
 

日志

 
 
关于我

何怀宏,1954年12月11日出生于江西省清江县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1989--1995∶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1993--1994: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1995--1998: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1998.5--: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网易考拉推荐

学界不是利益和权力的角逐场  

2006-04-10 10:59:00|  分类: 访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如果心里总是不平衡,最好就不要做学问
《大学周刊》:学者需要自己的清静之地,但面对日趋商业化、世俗化的社会,大学老师如何能够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
何:这就看个人了。这确实需要个人的定力,不是太在乎这些东西,或者说把这些东西看得比较透彻,所以就要找适合做学问的那种人。如果心里总是不平衡,最好就不要做学问,就要考虑改行了。很多东西是不容易改变的,但也是可以努力去做这方面的事情。而更重要的是,是以自己的行动真正体会一个学者应该怎么去做。一个学者应当主要用自己的著作去说话,就是要努力地去做好它。
我现在担心的是,一些年轻有为的学者本来很适合做学问,也能做很好的学问,但由于市场的压力,行政的压力,不能够安心,被其他的东西吸引,这比较悲哀。学问需要能比较潜心的做,但是不断要发表东西,它又和职称及其相关利益联系在一起,不得不考虑,这方面如何能够减压是个问题。有些东西需要从制度上来考虑,从制度上来调整。
《大学周刊》:在当下这样一个比较浮躁和急躁的社会里,您如何保持自己内心的沉静?
何:一方面,我觉得这是最适合自己做的事,而且我能够把它做得比较好,不会亏待给我的东西,能够提供至少是相称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就是这里面有让我兴奋的东西。你会为自己的思想而兴奋,里面有些观念或者概念是自己形成的。这样的东西是很吸引人的,学者在里面是有乐趣的。新的观点和思想,或者坚持一个合理的思想,都会使你有一种很振奋、很安顿的感觉。或者说,文字之美,思想之美都会吸引你。当你阅读经典的时候,会感到自己在和伟大的心灵交流,会感到美,感到一种深刻。当你完成自己的写作以后,你可能会感到还不坏,还有一些自己比较欣赏的东西在里面,能够使你驻足观看。你不会被其他的东西所吸引。当然学者的心灵也需要一定外在的空间,需要一定的财富。古希腊的圣贤也说要有中等的财富,我觉得也应该保持一种中等生活水平以上。但这确实是中道的东西,中等的财富,它不会强烈的吸引你,跟思想之美、文字之美比起来,它吸引力小得多,所以精神不会太放到那上面去,另有所爱,志不在此。
 
抄袭剽窃不是重要的学术腐败,
更重要的腐败是通过权力把学界变成一种急功近利的角逐场
《大学周刊》:最近学界谈得比较多的问题之一就是学术规范,您曾经说过,古代的学术不怎么介意这些规范,但仍然有无形的约束和光辉的成就,而到现代,当学术逐渐成为一种职业的时候,却不得不需要一种行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何:古代学者跟利益不是直接挂钩,很多学者就是喜欢做学问。当然他有基本的保障,大部分是通过科举达到的。那时候学者人也很少,互相交流很多。他们不靠学术著作来评职称、报课题,就是自己喜欢才做,从学术本身能得到满足。这样一些人无形中就有自律,当然也还免不了有人抄袭、剽窃,这更多的是为了博取名声而非利益,但这太容易被发现。现在,规范性的东西建立的比较多一些,比如学术刊物、学术论文大概应该有个什么样子,注释、关键词、内容提要等等,对学者也是个约束。其实,抄袭剽窃并不是重要的学术腐败,甚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腐败,因为腐败总是和权力联系在一起的。
《大学周刊》:现在更严重的学术腐败是指什么?
何:比如说权学交易以及商学交易,利用手中掌握的学术资源和权利为自己牟利。现在的问题是,不用到外面的社会、到市场上去,学界就变成了一个市场、一个商场。孜孜牟利者在这里就可以捞到很多好处,而且是名声又好、利润又好。如果这样的人充斥在学界,那学界是很糟糕的,做不出什么东西。现在是投入资源很多,又掌握在行政手里,人们突然发现不用到外面去,完全可以在大学里、在学界,既有合法的名声,是学者、教授,财源又能滚滚而来。现在问题就出在这里,学界有成为一个权力和利益竞技场的危险。所以我觉得抄袭、剽窃不是重要的学术腐败,更重要的腐败是通过权力把学界变成一种急功近利的竞争场、角逐场。因为腐败就是利用权力来谋一己之私。还有那种为了套取科研资金而大量制作学术泡沫以致垃圾,平庸之作其实远比抄袭数量要多得多。
《大学周刊》:产生这种腐败的原因是什么?
何:原因就在学术行政权力的过度伸张、学术行政化、学者官员化等等。现在国家富裕一些了,也比较重视大学,资源就多了。很多教育和科研资源就由政治管起来了,它不像国外渠道是多元的,民间资源也很多。结果,往往是行政的人有些想法、有些主意,不断地要有为、要做事。下面就忙得不亦乐乎。学者和行政人员不一样,学者应该保有他的清静之地。但行政权力的这种功能,一旦运作,资源就被控制起来,甚至有些资源是垄断的,比如说各种名目繁多的基地,重点、项目、工程等等,还有不断的检查,评估。然而,这些对于学术研究到底能起多大作用?还不如直接拿来“选士”、“养士”。当然我主要是立足于人文学术来谈的,人文学术重要的不是别的,而是人,是那些真做学问的人,这个人不是靠人数、人海,靠梯队有多庞大,不在于做得多,而在于做得精。
 
人文学科要走自己的路
《大学周刊》:您曾说过,人文科学不一定要过于急切地寻求与国际学术接轨,也不要过于急切地与之对话和交流。
何:我觉得,作为人文哲学的学者,这方面的确不用太在意。第一,人文学者跟传统是很有关系的。这个传统跟国外的不具有很明显的可比性。我们面对有些问题是共同的、时代的、普适的,但很多资源跟传统有关。第二,国际上有些流行的东西并不见得就是最好的。这有个“强势”“弱势”的问题,中国是个经济上后发的国家,文化上其实也是,它总是有一种弱势。比如从语言上,一个用英文的外国教授不会在乎懂不懂中文,而你要努力学英文,用英文去和他接轨,在语言上你就处于“弱势”。而人文的东西恰恰跟语言的关系太大了。你要用外语去表达,你的优势就丢了不少。
《大学周刊》:那么,人文学科应该如何发展?
何:我倒觉得要与国际保持某种适度的距离,更多地吸收、倾听、观看,而不是去说话,可能更重要的是不要亦步亦趋。不崇拜的五体投地,也不是一种抗议式的、愤怒式的反应,“你为什么不理我,为什么不跟我玩”,“你们是文化帝国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等,没有必要,完全可以平心静气,按照自己的节奏,按照自己的思路,按照自己的方向去发展。
人文学术的成就和得到世界承认特别依赖时间,常常不是一代人的努力就可奏效,不是努力者在世就可以看到的,尤其是那种最好的东西。现在中国在世界上最吸引人的思想是什么?还是孔子、老子的思想。但孔子、老子阐发自己的思想时何曾考虑过要得到世界承认?如果我们做的足够好,一代一代做下去,每个人都努力做自己最好的事情,也许过上一百年,几百年、人们会回溯到我们这个时代,承认21世纪的中国学者也曾经做过很好的工作,甚至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工作。但那是一种回溯的承认。
最伟大的思想学术成就其实多是在历史中最后得到承认的,像西方的耶稣、苏格拉底,他们去世的时候都很悲惨。人们当时就认为杀了一个唠叨的老头子,谁也不在乎苏格拉底是什么;耶稣更悲惨,跟他一起死的罪犯都看不起他。很多对人类影响大的思想,不是立即得到承认的。所以,这在于你的时间尺度是什么,你定的历史标准是什么。我们绝大多数人可能都希望在当世就出名、就有影响,我们很难免俗,这也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才华也很难达到用历史的尺度来衡量。的确,很多都会烟消云散,但也有的成为经典。但即便烟消云散,也在文化的传承上起了某种作用,也是其中延续的一个环节。这就很好了。这样一个心态就是一种平和的心态,不是太在意。有些事情是要交给时间的事情,交给历史的事情,也许得到承认,也许得不到承认,没什么了不起,各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
人文学术的成就无法计划
《大学周刊》:既然我们要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么我们目前对自身学术体系的建构处于什么水平?
何:目前,我觉得还很难说已经构建起我们自己健全的学术体系,还是一个过渡时期。通过90年代的发展,规范性的东西建立的比较多一些。这些外在的东西越来越多地形成,而内在的东西、内功还很难说。这表现在很多地方,比如对学术论文的评估,不能光看数量,但质量到底怎么看,有不同的标准。还有同行评估,这比起官员评估要好一些,但还是会遇到问题。我们怕评估不公平,尽量多找些人,到最后又变成了一种数量评估。而且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同行,有的人职称是教授,但是不一定有这个判断力,我就更看重一个真正好的行家,那怕他不是教授。
《大学周刊》:就现有条件而言,我们有没有可能达到或者超越民国时期的学术水平?
何:我觉得人文方面不太容易。那个时候虽然学者少得多,但有很多成果到现在也没能超过,比如钱穆、陈寅恪的史学成就。我不知道社会科学怎么样,人文学科至少是没有。
但是,虽然在最高点上,那种真正的大师不容易超过,在普及性的方面和思想方法上,我觉得还是有很大进步的。比如说,二三十年代的学者,传统的味道比较浓。而现代学者,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可以感觉到方法上的超越,比如经济学在许多方面就超过那个年代,包括法学,甚至包括哲学某些领域里面。现在学者写的思想性的文章和论著也有不少进步。二三十年代更传统、更白话、更零碎,虽然也有很多构建,但现在的更细腻,使用的概念更严密,更有分析精神。至于最高点,我们现在确实还没有出现二三十年代那样的大师,这也不全是天赋和训练不够,也有时势使然。但最后的评价是要看最高点,这一点上的确有所不逮。
《大学周刊》:对于未来的人文学术发展,我们该怎么办?
何:学术,尤其人文学术,是很难计划的。假如说我们五年之内要打造一个或者几个文化大师,这是很笑话的事情。十年五年中若是没有这样素质的人进入学界,你再投钱也造不出来,学术的巅峰成就必然是自己涌现出来。制度能做的,就是把这个环境弄好,土壤弄好,但土壤再好,你也不知道是不是能长出一棵参天大树。而且,人文学术需要时间,就像树一样,需要时间来长,不可能一蹴而就,拔苗助长。技术性的东西可以追得很快,迎头赶上,人文的东西就很难这样。所以,我老是说,我自己这一两代学者是做一种过渡时期的学问,我们努力从过去中断了的传统来接上原来真正的学术的那根线,也希望把这根线继续延续下去。如果后面有一些非常好的读书种子,他们就可能发扬光大,开创一个新的学术纪元,但这都是期望,不能保证的。不过,我今天说的话主要是立足于人文学术。
  评论这张
 
阅读(144)|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