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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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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何怀宏,1954年12月11日出生于江西省清江县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1989--1995∶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1993--1994: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1995--1998: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1998.5--: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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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不是市场  

2006-04-10 10:45:00|  分类: 访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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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拟发几篇访谈稿,为未删节版)

时间:2006年3月24日下午3:30-5:00
地点:北京大学哲学系
采访者:温新红、刘艳萍、胡荣堃(《科学时报》“大学周刊”)
受访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以下简称《何》)

“大学里最重要的是人”
《大学周刊》:您曾经历过几所不同的大学,从自己的经历中,您认为大学应该是什么样的?
何:我读书在人大,开始工作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后来在北京大学,就这三所大学吧。因为我72年离开中学,到84年才重入大学,失学多年,渴望读书的时候想得很简单,只要有个地方能够有书、有图书馆,我自己有时间读书,那就很美好了。
但事实上当然大学里最重要的还是人,是什么素质的人在大学里面非常重要。清华校长梅贻琦名言的意思是大师比大楼更重要。其实詹姆斯也讲过类似的话,他说,假如有一根圆木,你坐在一端,霍普金斯坐在另一端,这就是大学了,那怕暂时什么也没有。这里关键的是对着你坐着的一定要是霍普金斯,是真正的学者和大师。过去年轻学子从陆象山、王阳明游,也多是就山结草庐而居。所以,最重要的是你是和什么人呆在一起,什么样的老师,有什么样的同学。这同学也很重要,越是名校同学的分量甚至越重。为什么西南联大在那么简陋的条件下却有那么光辉的成就,至今使我们非常怀念?就在于其中的人。
如果是前一二十年,我可能还不会如此重地强调人。因为那时大学还少还破,条件比较差,现在,我觉得大学已经有相当不错的物质条件了。看过几个大学城,让我感到吃惊。80年代我读书的时候,大学虽然比较穷一点,但从同学到老师的精神状态还是很不错的。现在应该说大学比较有钱了,但那样一种精神的东西好像丢掉不少。现在讲要争取多少经费、盖多少大楼。这当然是好事,盖大学总比盖别的好。但是,内在的人的素质能不能上得来?一个殿堂并不是什么人进去都能成为真正精神上有教养的人。现在大学很漂亮,物质条件大大改善了,感觉不一样了。但也许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应该更多地考虑内在的东西,尤其是一些有很好传统的综合性大学,考虑如何恢复自己的传统。

《大学周刊》:在引领社会、塑造个体方面,您认为大学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何:我觉得现在至少是一元的引领不太可能。但好的大学能够兼容并包,吸纳各种人才,其中主要的是学者,就像蔡元培刚掌北京大学时对学生说的,你们到这里来不是来做官的,是读书的,是做学者的。而且,越是好的大学越是吸纳好的人才。如果在大学的四、五年中,能够为他们的一生奠定一个精神的基础或者是修养的底子,一种阅读的习惯、独立思考的习惯。无论他们以后会发生什么变化,他们身上某种教养的底子在大学里面应该基本确定。熏陶了四年,从大学出来,不管把他抛在哪里,一下就能感觉到他的不同。
当然各个大学有不一样的传统,很多大学可能更多在实用、职业上下功夫。但是一定要有好的大学能够聚集一些人,这些人至少在大学期间能够和外面的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和权力、金钱保持一定的距离,即便你想要慕那些东西,那也不着急。大学期间就应该专心致志地思考一些可能对自己一生、甚至对社会也是根本的东西,为一生垫底,但它对各个人来说不会是一元的东西。好的大学、好的教育要能够通过合适的方式把这些人吸收进来,打下教养的底子。

《大学周刊》:在这种教育中,什么最重要?
何:我觉得具体知识都还是其次。为什么说大学很重要?它的校园很重要,师生、同学生活在一起很重要。在一所大学里面,同学、老师互相接触,潜移默化地互相熏染,这是太重要了。把这些人集聚在一起,你以后一辈子可能再没有这样的机会,和这么多气质、才华比较相近的人集合在一起。我觉得,大学的主要意义其实是在这里。大学学的东西以后可能许多都用不上,这是正常的,外面的社会变化也很快。但要在大学学到一些“以不变应万变”的东西,这就是教养。极端一点的说,大学把真正读书的种子和好的老师弄进来,不用太在乎什么教学评估、审查考核。谈改进教学方法谈了多少年,那不是主要的办法。你就把真正好的学者和学生找来就行了。把那些自己欲罢不能、一心要做学问,也能做得很好的老师放在这里,有很好的图书馆,经常请外面的好学者讲学,招到好的学生,其他都是其次。

“上大学不是去消费”
《大学周刊》:两会期间,教育部一位发言人说,现在上大学就像买衣服一样,没有这种消费能力就不要选择像北大、清华这样的优质资源。对这种观点您怎么看?
何:这话肯定有问题。且不说现在上大学主要是通过考试,是看才而不是看财,我们还应该换一种思路,如果一个穷孩子考上了北大清华,那么,不是他要来“买”北大清华的学上,而是国家或社会应当求才若渴、当作宝贝一样地来“买”他,想方设法地让他毫无后顾之忧、安安心心地读书上学。在过去的传统社会里,一个孩子考秀才考得好,读书很聪明,马上会被注意到,会得到从民间到官方的各种资源,比如政府的生活津贴,在任和退休官员、宗族乃至别的大姓人家的资助。他们会想方设法帮助这个孩子,哪怕就是孤儿寡母,哪怕他家里很穷很穷。像近代的一个状元张骞,家里就很穷,但他一崭露头角,各方面都抢他。现在经济这样发展了,我们不能连过去都不如。
我们今天的好大学更应该是这样:应当是只有考不上的,而绝没有读不起的。我们现在有些孩子家庭很贫困,但却是读书的种子,一旦这样的人才冒出来,多不容易,就不是他来买学上,而是你来买他。人才并不是很多的,一旦冒出来,要非常珍惜地给他充分的雨露滋润、阳光空气。
现在非常令人痛心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显示了读书的才能,甚至考上了很好的大学,却没钱上。这是一个耻辱。如果说还有什么耻辱的话,这是最大的耻辱。像《南方周末》报道的,一位女教师竟然要靠卖身来养自己的弟弟上大学,这种事发生在一个已经在走向富裕的社会太不可思议,是我们极大的羞耻。所以,我觉得这个观点是不对的,上大学不是去消费。为什么北大不去找大款的孩子?不是谁钱多谁进来,如果大学就是商店,上学就是消费的话,那很简单,谁出钱最多谁来。一个孩子考上了大学而不能够就读,这是社会之耻、国家之耻,让他们就学是社会和国家共同的责任。

“大学要把真正适合做学问的人找出来”
《大学周刊》:您曾经说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考”是学者的治学之本,目前中国大学中的学者是否具备了这两个条件?
何:我觉得今天中国的几代学者在经历了很多,像20世纪这一百年的政治运动、宣传、动员之后,至少已经比过去好些了。作为学者,首先你不能重复,重复别人就是因袭,而偷偷的重复还是抄袭。你总得有一些独立的见解或材料,不光是文字上、材料上不能抄袭,思想观念上也不能总重复别人的观点。
当然现在还有很多新的问题,比如市场大潮影响的问题,比如学术行政化问题。最近十多年这种倾向日渐严重。学者总要担任什么职务,如果不担任行政职务资源就可能大大缩小。这就诱使很多人要担任职务,但实际上做学问要投入进去的话,确实需要专心致志,不好分心的。这不是说轻视学术组织者的重要作用,应该说各有所能、各有所长,但不能往一方面倾斜。有些人对行政没兴趣,也没能力,但他能做很好的学问,这样的人就应该鼓励和保护。有些人能够做行政。但问题是,不能大家都往这一条路上走,都去重视这一点。学问、学术最重要的是要落实到个人。集体合作的大项目,我觉得至少在人文哲学方面不是太合适。人文哲学不需要人山人海,热热闹闹,很多时候需要一种孤独、冷清的状态。

《大学周刊》:对于这些问题,大学应该做些什么?
何:大学要做的,就是把真正适合做学问的人挑出来。只要不让他们有生活的后顾之忧,不用多少条条框框,他们自己就会欲罢不能的做学问。你不需要给他什么太强的物质刺激或者太强的管束,要他一年写多少多少东西,因为他没别的事可干,就是做这个的。像过去牛津、剑桥的教授,许多是那种心不在焉、对外界视而不见、钻在自己学问里面的人。这至少是学者中的一种,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种。我不是说学者都应该是这样,做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需要试验、调查,既要是学者,又要是组织者、管理者。但在一些基础理论上,像人文、哲学、数学,需要找到那种有这种天赋,又有这种训练的人,让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做学问,不要干扰他们。

《大学周刊》:大学怎样才能挑选出这样的学者?
何:根本的办法自然还是“以才识才”。学术上有见识的人找出有见识的人,由有见识的掌校者找人或者说学者的同行评议。像二三十年代、更早像蔡元培来北大的时候,他有眼光找陈独秀做文科学长,找没有学历的梁漱溟来任教。像陈独秀再接着找人。找的人一合适,北大很快就上去了。
假如我们今天能实行的话,只要找到最好的、最有眼力的校长,他会找到最好的教授。而且,校长应该长期担任,不限时间。国外总统经常换,但校长都是任期很长的。这百年树人的事情,哪能随便换?任期一长,他就可以有长远眼光和安排,责任心也大不一样。所以,首先要找一个很好的校长,通过大学的教授委员会、董事会来反复遴选,很多人反复讨论,非常谨慎、慎重的选择;但一旦选定,就给他很大的权力,很长的任期,让他去找下面的人,乃至不拘一格。过去钱钟书、陈寅恪都没拿到博士学位,但回来可以当教授;季羡林从国外回来,也是胡适找几个人商量一下就决定了,不久就当了教授。但今天的教育体制似乎使这些都变得几乎不可能,所以,我的一位同事写文章感叹:“世上已无蔡元培。”

《大学周刊》:这样能够做出准确判断吗?
何:我相信真正的学者是能看出来的,民间也是有杆秤的。一个人适不适合做学问是一种判断,学术的高低是另一种判断。当然学术观点会有不同,但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就不难判断。我不同意的观点,不同意你的思想,但我还是同意你是最好的学者,只要有一点公心,这还是可以做到的。这个不靠人数,不靠数量。大学是最不能看数量的地方。论文不能看数量,科研不能看数量,评估不能看数量,什么都不能看数量,不是说人越多越好,经常是人越多越糟。大学应当是一个最讲究质量的地方,它不是复制,不是大规模的生产,复制和大量生产是以后的事,是企业的事,大学应充满个性、讲究质量,质量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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