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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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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何怀宏,1954年12月11日出生于江西省清江县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1989--1995∶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1993--1994: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1995--1998: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1998.5--: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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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治权力腐败的可能途径  

2006-03-09 10:58:00|  分类: 时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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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权力者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谋取私利的腐败问题,一直是民众至为关心和愤慨的问题。虽然对贪官污吏的惩治不绝于耳,如最近报载山西阳泉市中级法院对轰动全国的“卖官书记”武保安作出了有期徒刑15年的一审判决;2005年7月底,北京的法院则对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受贿罪一案作出了死缓,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判决,但应该说,这个问题依然严重,人们为此提出了种种反腐败的方略,而这也的确是一个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的问题。笔者在这里试做一梳理,现列六条,兹述如下:
   一曰不能,即尽量使执掌权力者不能或难于下手以权谋私,这方面需要清晰且严密的制度规定,从严格的现代会计制度一直到制衡权力的宪政,务使有权力者只能用权力来服务于公众和公益,而无法用它来谋取个人私利,使任何大笔款项或资源(包括官职)的动用都不是一个人就可随意说了算,一枝笔就可轻易决定。如果真能落实好这一条,可以预先防止多少官员犯罪?那些严格的规定看起来是约束他了,限制他了,但最终却可使之不身陷囹圄、乃至家破人亡。的确有一些贪污者是因为太容易得手,用他们的话说是“想不拿都不容易”,于是始则湿鞋、继则没顶。
   二曰不敢。如果说上一条途径主要是事先的防范,则这一条途径则是通过事后的惩罚使人不敢以权谋私,即不仅使弄权者得不到好处,乃至身败名裂,同时也对他人起到“惩前毖后”的作用。但这里更起作用的可能还是刑罚的必定性而非一味的严酷性,即陈毅诗所云:“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三曰不必。 这类似于一些人所说的“高薪养廉”,但这种“高薪”究竟应当高到什么程度却需要根据国情和社情,必须是“水涨船高”,而不能是“穷庙富方丈”。当然,反过来让掌资钜万的官员个人生活很拮据也不现实、甚至危险,他们的确还是需要和自己身份相称的、一般来说高于社会平均线的生活水准。这有助于使他们自重,甚至也有助于权力的正常履行,只是这种差距不宜拉得太大。
    四曰不屑。这一条很少人说,但其实也很重要,它涉及到人们的价值追求,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它主要指的是如何保证或提升官员阶层的涵养、品味、审美趣味,使之不致斤斤于物欲,眼睛里只看到钱。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员固然也不乏贪鄙者,但由于他们一般都是通过科举从诗文进身, 有相当不错的文化修养和审美趣味,铜臭气也许就不那么浓,任官以后,即便从个人喜好而言,他们也多不会一意只想敛财,还有琴棋书画等许多文化和精神方面的追求和满足,而一般不会毫无止境地贪婪于物质。而我们设想,今天的一个花大价钱买官者,他的目的会是什么?他难道不是想狠狠地捞回来?如果买官鬻爵成风,整个官场的气氛又会怎样?
    五曰不忍。不忍是指培养一种对他人的同情之心,尤其是对治下穷困百姓的恻隐之心。所有贪污受贿、中饱私囊的钱财,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无非都是民脂民膏。武保安只是一个县委书记,上任8个月就敛财500多万元;绥化地区是黑龙江省最贫困的地区,马德在那里索取钱财达600多万元,此于心何忍?还有直接贪污社保基金、退休金、养老金、抚恤金等人们的血汗钱、保命钱的,更是于心何忍?上述两人本来也都是下层出身,不难目睹到许多老百姓的生活贫困,如果他们还有一点恻隐之心的话,大概也不致成如此巨贪。
    六曰不欲。古往今来一直有理欲之争,义利之争,普遍禁欲不可取,但通过道德理性节制物欲却是可行且应当的。这里不仅需要培养一种公民义务感,还要有一种对自己职责的敬重心,并通过这种责任伦理约束自己的私欲,不以不当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最高的境界当然是如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但这的确也是人所难能,所以还需要从节欲做起。为官至少应做到:“虽有所好,不以其道,君子不为也。”不以权谋私是对担任公务者最起码的道德要求。
    以上六条,第一、二条可以说主要是靠法,而如果说侧重于事先的“不能”主要靠从宪法到制度规章各种正面规定职责权限的法规,侧重于事后的“不敢”则主要是靠罚,即靠负面之法、刑罚之法;第三、四条主要是靠养,但如果说“不必”主要是靠外养,而“不屑”则主要是靠内养,外养是养身,内养则是养心,如果只讲外养,不会有觉得够的时候,只有同时养心,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宁静;第五、六条主要是靠德。“不忍”是靠充实和光大在每一个人那里都潜存、但也容易放失的恻隐之心,而“不欲”则主要是靠一种需要长期训练的节制不当之欲的道德理性。
    至于以上诸条的性质和地位关系,则可以说,前三条主要是他律,是外在的限制,是要注重制度的建设;而后三条则是自律,是内在的限制,是要注重个人的修养。 后三条应当说是更为根本的,因为从根本上说,只有人好了,行为才会好,心正了,行为才能正。但前三者则是更优先的,尤其在腐败严重的时候更是如此,因为它们作为制度手段最直接、最稳定、最容易迅速见效,也能够对绝大多数人起作用。这两方面自然可以互补、甚至也必须互相支持:持续一贯的他律将有助于自律,帮助人们养成自律的习惯,否则仅靠自律和自力对许多人来说是很难坚持的;而外在的他律也必须同时依靠自律,否则也将是防不胜防、罚不胜罚、养不胜养。
    反腐败需要综合治理,笔者并不是说只有以上对治的六招,更不是说以上六招拿出一招就可制其死命,相反,甚至可以说所有招都用上也不一定就能使权力腐败完全销声匿迹,因为这还和权力的本性有关。权力腐败有多种原因,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权力本身。也就是说,权力的本性就有其可能导致僭越和腐败的一面。然而,除非你愿意要一个无政府的社会,而那就和堕入“人对人是狼”的丛林状态相去不远,所以,一个社会必须给某些人以超出一般人的权力进行管理,没有权力就无法完成这管理,但实施这权力的又都是现实的人,若无恰当的制衡,很难不滥用自己掌握的权力。所以,人类需要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力,同时又需要驯化和制约政治权力,这会是人类一个永远的任务。
   所以,一个基本的对治之道可能还是宪政制度下的权力制衡,这种制衡一是来自政治权力的外部,即来自社会、来自舆论、媒体、非政府组织或民间社团的监督;一是来自政治权力的内部,即来自它本身的互相制约和平衡。本文主要是讨论以权谋取私利的腐败问题,而没有涉及到获取极端的权力来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或“理想”的问题,而那更需要依靠权力的制衡来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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