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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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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1954年12月11日出生于江西省清江县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1989--1995∶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1993--1994: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1995--1998: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1998.5--: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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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袭剽窃之风缘何而来?  

2006-03-28 10:51:00|  分类: 时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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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打假”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包括一些学者也在积极介入。由于学术活动本应就是一种“求真”的努力,其成果作为一种传承和创造文化、发现和传播知识性质的产品又将影响广泛和长远,学者也就更有责任提供精品,而不能提供劣品,更不应是赝品。但近年来学界的“制假造假”现象却有趋于严重之势。

抄袭剽窃缘何而来?今天此风之长究为何因?我想稍稍追溯得远一点,将今天的情况与传统学术,尤其是清代朴学做一比较。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当时学者“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而其时虽没有什么专门机关来严管这个问题,甚至也不必大声呼吁“学术规范”,事实上却罕有抄袭者。一个明白可见的原因自然是当时的学者很少,学者的著述也少,学者务求说从已出,精益求精。在这样一个紧凑精到的学术圈内,就不仅有问题很容易发现,一旦发现,抄袭者也就几乎不可能再在学界容身。这样实际就构成一种很严厉的惩罚。而在这样一个彼此相知、甚至可说是知根知底的学术圈内,进入者也都很尊重和维护这份学术荣誉,因而也就有比较高的自律。

但这后面可能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学界并非一个利益的奔竞场,学者不可能靠自己的著述“获利”,有时甚至出书也得俟后世有识者出资。如清初王夫之“窜身瑶峒”,艰苦备尝,却仍著述不止,直到逝世近两百年后,才有曾国荃为之刊《船山遗书》共77250卷。后来的许多学者虽不致如此,但学术著述总非逐利之具。这样,逐利者就不仅难于、甚至自己也不愿混迹其间,学界也就相对清静。学术事业本质上是一种清冷和孤独的事业,获得真正的学术成果可能需要“十年磨一剑”、乃至毕生的努力,它所提供的满足应当主要是来自学术活动本身。所以,最好主要由那些能够以学术本身为目的的人们来承担这一工作。

当然,这并不是说学者就不要考虑谋生,或者社会要将他们打入清贫,而只是说学者不应该争权逐利,不应将学术之路弄成一条致富之路。传统的学者也另有自己的谋生之具,而社会也颇重“养士”。一个健全的社会其实是应当保障学者无后顾之忧,能专心致志地从事学术研究的。而防止剽窃抄袭还只是底线,更高的期望是推动学术的繁荣,催生出真正富有意义和高水准的学术成果。

传统学术自然也有自己的弊病,它的内容也比较有限,主要是人文学术,而近代以降,学者的圈子大大扩大了,学术的内容也不仅是人文学科。这是顺应时代的好事。但客观上,人一多,就难免泥沙俱下,许多可能并不适合于学术研究、比如说做经营能比做学问做得更好的人也跻身学术,甚至通过一种权力的运作成为学术的风云人物。而后来还有学术与宣传混淆的时期,延至上世纪80年代,许多教科书乃至不少论著也还存在种种雷同乃至“千人一面”的现象,模仿和抄袭者可能以为这还可表示自己赞同被抄袭者的观点,而被抄袭者也可能不以为意,认为是支持自己的主张。这样一种思维习惯自然也可说对减少抄袭不利。

但直到90年代初,学界还没有成为竞争经济利益的“福地”,所以学界有意的抄袭剽窃情况还不很严重或人们不太在意。其时多数学者生活也比较拮据,甚至有“搞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一说,乃至也真有拮据的教授出来卖茶鸡蛋,也有一些人从学术机构转出来“下海”经商。

90年代中期随着学术的专业意识加强,作为行规的“学术规范”的呼声也渐炽,但利益的诱惑同时也在大幅度地加强,这开始也许是来自外面的市场,后来则是越来越多地来自学术体制本身。学术不仅常常被视作逐利之具,且常常被各种诱因刺激出一种“急功近利”的躁动心态。教学科研人员被分成三六九等,个人要评职称、每年评级乃至在岗不在岗都需要看文章著作、甚至主要看字数。个人或单位要争取各种基金项目,要争取评奖、评博士点、评基地、评重点学科等等、而这些项目又多有频繁的中期检查、定期评估、结项鉴定等等,所有这些也都要和其间人员的著述挂钩。但一旦能够争取到项目,经费也就会滚滚而来。所以,是不是能有足够数量的著述,常常就成为学者个人或学术单位争取经费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真正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其实一般是一个慢活,一定要快的话,就常常要末是降低标准,要末是抄袭剽窃。我们现在反对抄袭剽窃,但前一种情况其实也相当严重,亦即有大量的平庸之作甚至学术垃圾被制造出来,这也意味着大量纳税人的钱被浪费。

今天学界的经济状况其实已是“今非昔比”。虽然有些领域的学者,尤其是一些比较年轻的、刚出道的学者还相当清贫,但从整体上来说,学界、尤其是大学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学界甚至变成了一个有稳定的丰厚利益的地方,出现了一些相当富裕的“学术大户”。这其中固然有不少是自己的知识劳动所得,但也有些是由“权学交易”或“商学交易”而来。

所以,要真正杜绝抄袭剽窃之风,我们有必要看到抄袭剽窃后面隐藏的一些深层原因,也看到它并非“学术腐败”的全部,甚至主要是作为这种腐败的一种广泛表征出现。严格说来,“腐败”总是和权力有关,是一种利用权力的不正当行为,而广义也可指一切不正当的腐蚀性行为。所以,抄袭剽窃在广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学术腐败”,而且是一种最容易引起注意,和所有学者个人有关的腐败。但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和其他的、包括机构制度性的“学术权力腐败”有着紧密的联系,而这些更严重的腐败问题也许才刚刚浮出水面。

抄袭剽窃行为应该说白纸黑字俱在,一旦发现是难于躲避的,为什么还是屡屡发生?也许除了此前有关方面关注不够和打击不力,还因为有权力保护和厚利诱惑。学术单位和主管机构可能怕影响自己的声誉而不愿声张。而且,有一些抄袭剽窃行为,究其深层原因,可能正因这种学术行政权力而起,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正是利益诱惑和行政控制结合下的产物。

所以,要真正刹住学者的抄袭剽窃之风,首先要遏制学界的利益奔竞之势,因为后者正是前者的诱因。而这就需要从改善学术体制和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方面做持久的努力。梁启超在论及清代学者时说,当时学者虽然多从科举出身,但是,由于升迁平稳,“皆以年资,人无干进之心,即干亦无倖获……俗即俭朴,事畜易周,而寒士素惯淡泊,故得与世无竞,而终其身于学。”总之,如何使学界成为一个“清净之地”,将需要各方面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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