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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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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何怀宏,1954年12月11日出生于江西省清江县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1989--1995∶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1993--1994: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1995--1998: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1998.5--: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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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行动中的哲学家(上)  

2006-03-22 20:53:00|  分类: 希腊之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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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行动中的哲学家(讲演)
--从苏格拉底之死谈起

公元前399年的一天,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一个雅典人在监狱里面喝下了一杯毒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人就是苏格拉底,他为什么会被处死,他有没有可能不死?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通过探讨这些问题,从他的死去透视生命。
在执行死刑的那一天,傍晚时候,看守端来一碗用毒芹草熬制的毒酒,苏格拉底想洒点酒到地上祭奠神灵,但看守说这酒刚刚够致死的量,于是苏格拉底就平静地喝下了这杯酒。看守让他四处走动,以使药性慢慢发作。当他腰部以下已经没有知觉的时候,他对一旁的朋友克里同说:“我们应该还给阿斯庇俄斯(医疗之神)一只公鸡,记住这件事,千万别忘了!”克里同答应了,当问到他还有什么事的时候,他不再回答了,而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冰凉了。苏格拉底就这样平静而安详地去了。
这一处死甚至可以说是人道的--如果说对死刑也可以说人道的话。在这个过程中他被允许见到朋友和亲人,执行死刑的人非常客气,他没有受到任何侮辱,反而得到相当的尊重--法是法,人是人。也就是说,在他的死亡过程中,没有看到任何痛苦的挣扎、侮辱,以及任何让身体蒙羞的东西,他的死是很平静的。他是70岁的老人,已经接近其天年了。他的处死--从诉讼、审判到执行--这一切都符合法律的程序。而且我们知道人必有一死,学过逻辑的同学都知道有个著名的三段论:
人皆有死,
苏格拉底是人,
所以苏格拉底必然会死。
即使不被审判,不被处死,他自然而然也会死,但他的死不是天然的,而是被人为中断的,哪怕只是比他的天年稍早一点。
死亡是生命题中应有之义,处在生命的终点,但它不是在终点之外而是在终点之内,在此岸而非彼岸。“死亡”是属于人的现象,属于生命的现象,是生命的一个事件。我们说死亡是生命的一个事件,还有这样一个意思:不用等最后一刻来临,死亡早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存在,每一天,我们既在生活又在死亡,我们的身体在不断吐故纳新。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念的死亡意识活跃地在生活中起作用。而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都是在向死而生,不仅个体如此,群体亦然。动物虽然也是向死而生,但它没有这个意识,正像帕斯卡尔所说的,人唯一高于其它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他知道自己有一死。对死亡的意识还可以使我们警觉到生命、珍视生命,使我们具有一种反省精神,把一生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谋划。所以我们说死亡是一个生命的事件。
对某些人来说,死亡还是一次政治事件,法律事件,历史事件。大多数人的死都是默默无闻的,只有少数人的死进入了历史。最后还有一种死,是极其罕见的,它是一种趋向于永恒的精神事件,那么苏格拉底的死是不是这样的一次精神事件呢?苏格拉底死了,雅典人继续走他们的路,继续照常地生活。有个学者曾经说,整个苏格拉底的死最可怕的就是雅典继续走它的路,仿佛什么也没发生。我们现在可能觉得这是个很大的事件,成为一个两千多年来的话题,但是当时的雅典人可能只是觉得一个爱在街头唠叨的老头死去了。况且他们已经目睹了太多人的死亡,当时正值长达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后,瘟疫、远征使大量的人死去,尤其是年富力强的人,加上战争之后又有内乱,以至于雅典人对死亡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的确不太会为一个只在街头饶舌的老人的死亡感到悲哀。因此,几百年之后,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名哲言行录》中说道,雅典人后来感到后悔了,为苏格拉底修建了纪念碑,并惩罚了起诉他的人。这恐怕是无法证实的,可能只是柏拉图“学园”中的学者一厢情愿的传言。
在苏格拉底死后四百多年,又有一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这就是耶稣。人们到很晚才看到这是两个震动世界的死,也许正因为其影响深远,所以这种震动要很久才能被人感到。而与耶稣同时被处死的两个小偷,就连他们都看不起耶稣,不愿跟他说话,而他的死在当时的人看来也不过是个小的宗教派别的领袖死去了,似乎很快也会一笔勾销。
只是到了近代,在西方以一种雷霆万钧之势裹挟全球,把整个世界纳入全球化体系之后,我们才看到西方文化的源头主要有两个,以城市来说,一个是雅典一个是耶路撒冷,或者说,有两个人处在开端,一个是苏格拉底,一个是耶稣。也就是说,古希腊的理性主义的文化,和基督教的启示的文化,这两者的合流构成了现在的西方文化主要的源流。
对于苏格拉底之死和耶稣之死的比较,相关文献非常之多,择要来说,这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有,比如都是开创了一个历史系列,都是依法处死,但与其说是死于法律不如说是死于法律背后的东西,比如民众的力量、舆论的力量等等。至于不同点,苏格拉底毕竟是在朋友的簇拥下死去的,在死的过程中也没有很多痛苦,而耶稣是在屈辱中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的等等。我们现在暂且不谈这两种死亡的比较以及苏格拉底之死的意义和影响,而是想谈他死的原因。其中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苏格拉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第二,他遇到什么样的麻烦而遭到处死,这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冲突?第三,他有没有可能不死?
首先,苏格拉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古希腊是个推崇德性而且是复数的德性的时期,用西方伦理学家麦金泰尔的话来说,这里所说的德性,不是狭义的、仅仅是伦理的、道德的德性,而是一种多方面的卓越、优越、优秀,或者说出众。我们现在就从人格、德性这个角度来谈谈苏格拉底是个怎样的人。
古希腊有“四主德”,即节制、勇敢、公正和智慧。首先来说节制,这里所说的节制主要是指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德性,包括衣食住行这些方面,比如说苏格拉底没有衬衫,也不穿鞋袜,总是一件同样的外衣,其实就是一块大氅一样的布,白天穿着,晚上一摊开既是毯子又是床垫。他的饮食也很简单,亚西比德在《会饮篇》里回忆说,没有哪个人能像他那样忍饥挨饿,但有时候在菜肴丰富的宴会上,也没有哪个人能像他那样狼吞虎咽。他也不怎么喝酒,但如果让他喝,怎么也不会醉。至于住,也是很简陋的,亚西比德是个富裕的美少年,有一次,他想送给苏格拉底一大块地来盖房子,但苏格拉底不肯接受,他说,假如我需要一双鞋子,你却提供给我一张兽皮,这不是很可笑吗?有时候,他在集市上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便会对自己说,没有这些东西我照样生活。而且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所以他逃过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的两次瘟疫。他也极少睡眠,在《会饮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喝了一夜酒,当别人都睡得东倒西歪的时候,他起身去河里洗了个澡就又去找人聊天了。也就是说,他有一种独特而简单的生活方式。
当然,应该说绝大多数雅典人的生活和现代人比较起来都是很简单的,他们花在衣食住行上的时间是很少的,所以他们也才有闲暇来从事政治、艺术、戏剧等种种活动。而苏格拉底比别人又尤其简单,以至于一个智者派的哲学家安提封说,一个奴隶要是像他那样生活也会受不了,甚至会逃跑的。他这样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独立,他把自己磨练得十分清心寡欲,使他贫乏的财力就能满足物质上的需求。但寡欲并非是因为他瘦弱不堪,有人说他长的看起来简直就是“欲望之神”--眼睛突出,扁鼻子,大嘴,矮胖,他自己也说,如果不是献身哲学的话,他的相貌就暴露了这些欲望的特征。但是他的生活非常节制。当时希腊盛行“男风”,像亚西比德就非常俊美,人们经常开玩笑说他就是苏格拉底的爱人,而亚西比德自己也动了心,有一天晚上就故意和苏格拉底待在一间屋子里,但结果什么也没发生,就像父子一样。有人问苏格拉底应该结婚还是不结婚,他说无论你选择哪一个都会后悔。他安于贫困,但并不虚饰矫情,既知道如何安守清贫,又知道如何过富裕的生活。他对那些展示衣服上的破洞的“犬儒派”哲学家说:“我透过你衣服上的破洞看见了你的虚荣。”他很欣赏伯利克里的情人阿斯帕西娅--美貌而富有才华,但止于欣赏而已。他始终不像有些智者那样收钱来教授知识,他曾经富裕过,还自己装备了盔甲,充当“重装步兵”,但是到了晚年,他一贫如洗,有时仅靠富裕的门徒,如克里同的接济来维持生活,因为他把全副精力投入到一种哲学的使命上。这是第一个德性:节制。
第二个德性是勇敢。在失败中比在胜利中更见勇敢。这时他极其从容和镇定,尤其是撤退的时候,他救过亚西比德,还救过色诺芬,在追兵面前丝毫不慌乱。谈到智慧的德性,德尔菲神庙里曾经有一道神喻说苏格拉底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但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反而觉得自己是最无知的--自知其无知本身就是一种智慧,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很高的智慧。他四处探访,努力想找到比自己更聪明的人,他热爱谈话,但目的并不是要改变对方的意见而是要寻求真理。另外有两件与智慧有关的奇特的事情。一是据说他有时候会因为突然想到了什么事情而停下来不走,有一次甚至站在那儿想了24个小时;第二件奇特的事情是,他老觉得心里有个声音,或者说灵异,告诉他应该做什么,而尤其是不应该做什么。
第四种德性就是公正。公正可以作为德性的总名,但这里主要指政治生活里的一种德性。我们可以举出两个例子说明这一点。一是公元前406年,雅典海军打了一次胜仗,但是由于将军们在战斗中没有派人及时打捞死难士兵的尸体,从而激起了民愤,要求一次审判这些将军,统一定罪,但这是违反雅典法律的(根据当时的法律,应该分清每个人的责任,逐一定罪),当时议事会的其他成员都很难顶住民众的压力了,只有苏格拉底--他正巧担任议事会常委会的主席--坚持认为这是不公正的。还有一次,公元前403年,当时雅典战败,成立了一个三十人的委员会,史称“三十僭主”,他们要求苏格拉底和另外四个人去逮捕一个支持民主的富有公民莱翁,其他人都不敢违抗,只有苏格拉底拒不执行,回家去了。如果不是三十僭主制很快垮台,他很可能在那时就丧命了。可见,无论是民主统治还是僭主统治,只要是出现了不公正的事情,他都认为应该去抵制。
最后再讲讲他的幽默、大度和自制能力,以及忍耐力、包括化解矛盾和冲突的能力。他并非一个心胸狭隘、气量窄小的人,比如,阿里士多芬写了《云》这个剧本来讽刺他,以至于在一次集会上,很多人都指指点点地议论他,可他并不气恼,反而站出来让大家看,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另外我们从《会饮篇》中也看到,他与阿里士多芬的私交还是挺好的。据说他的妻子脾气不好,经常辱骂他,有一次用一盆脏水把他淋得透湿,结果他说:“这很正常啊,雷霆之后必有暴雨!”有时候,一些辩论不过他的人会气急败坏地打他一耳光,而他会充满同情的说:“他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还有人会踢他一脚,别人让他去报复,可他却说:“如果驴子踢了你一脚,你会去报复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个幽默大度的人,这些德性本来可以使他不得罪人的,而最后他却被处死,这说明他还有些不利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阿里士多芬的《云》里,苏格拉底被描写为一个胡说八道的、别出心裁的、教儿子反对父亲的、诡辩的人。又比如用亚西比德的话来说,世俗所艳羡的东西都不在他的眼里。他瞧不起财富、权力,他一生都在讥嘲世界。他的学问是很谦卑的,可内心却是骄傲的。另外他为了验证那条神喻不断找人谈话,其间得罪了许多人,而且主要是那些当时公认的有权力有智慧的人。在当时的雅典,他怎么也算不上一个成功者,人们嘲笑他整天在外谈话,却不知道自己的下顿饭从哪里来。这些都是对他不利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围绕着他已经有许多非议了。
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是他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以至被处死,也就是说,他究竟死于什么?是民主,还是法制,抑或是他自己?这里面到底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冲突?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一种民主和自由的冲突,或者说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现代自由与古代自由之间的冲突。现代自由主要是良心、信仰、言论、人身财产这方面的自由,古代自由主要是指政治自由,也就是说他的良心、信念和城邦的法律、社会的习俗发生了冲突;还有人认为他主要死于法制,这并非民主之罪,而是雅典的公民法庭存有很大的缺陷。但是事实上,雅典的法制、公民法庭都是民主制度的集中表现。雅典的民主一方面体现在公民大会上,另一方面就体现在大小不等的公民法庭上,那么这就不仅仅是法制的问题,还是民主的问题。
也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哲学和政治的冲突,比如列奥·斯特劳斯就持这种观点:苏格拉底用死来为哲学辩护,他做了最高尚的选择。还有人认为这是个人与城邦的冲突,是一种正在苏醒的个人意志和个人信念与小范围的城邦的直接民主和法律之间的冲突,这是从主体上来说的。至于对错褒贬的问题,比如斯通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一书中,更多地批评了苏格拉底,但他也反对雅典处死苏格拉底,尤其是以言论罪处死他。另外一个叫梅里亚的学者说,整个共和国或者说整个城邦对一个人展开了自卫,也就是说处死他是一个正当的行动,是正当的防卫;再比如法国的社会学家涂尔干也认为苏格拉底犯了个人主义甚至是反社会罪,这些是批评苏格拉底的观点。
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悲剧,是两种都是正确的东西的冲突--一种是个体的自我确信、主观反思、内在性的精神,另一种是人民的精神,两者都是有价值的,但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例如黑格尔就如此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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