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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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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何怀宏,1954年12月11日出生于江西省清江县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1989--1995∶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1993--1994: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1995--1998: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1998.5--: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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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思想的权力  

2006-01-31 16:57: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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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日子里,发一篇旧文):

 

正好是在1984年,一位朋友借给我一本政治幻想小说:英国作家奥维尔于1948年创作的《一九八四》。当时,这本书还是作为内部资料印行,与其它作品混订成薄薄的三册。1988117日,我又一次读这本书,那是在从成都讲学归来的路上,读的是正式出版发行的中译本。读完此书,我摇摇头,想驱走留下的可怕印象,列车正好进入了华夏文明最早繁荣昌盛的地方,窗外虽然夜黑如漆,但几天前从这条路上经过所见的情形还留在脑海里,给我印象尤其深的是一种荒凉──那种似与这块土地上曾经产生过的灿烂文明不相称的荒凉;那种与这一文明后来传播和扩展的地方──比方说秀丽的江南形成鲜明对照的荒凉。这块土地似乎已经把自己耗尽了,它曾经养育过多么悠久的文明,但现在似乎已经挤干了自己最后的乳汁。但我并没有深入其中,我对大地丰饶的生产力和人的坚韧的适应性可能还缺乏认识。我记得我也曾在来时久久地凝视着远处一些泛绿的黄土高墙,它们因其陡峭而像是山,而在达到某一高度之后又变得平缓而不像是山,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种山,它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我开始还以为它是人类所筑的堤坝,它们有多少千年这样默默无语地躺卧着?一个搞地质的同伴告诉我说,它们是通过某种必然的造山运动形成的,还是通过某种偶然的灾变矗立于此,至今还是一个地质学上的谜。

我就陷在这样一种沉思默想中。提供以上这些遐想的材料、契机和条件的,有我对我所目睹的情景和我以前走过的地方的回忆;有我所知道的历史、我能从旁人那里得知的科学知识;还有我目前在列车上的孤独和闲。,我没有任何行动,这种思想的权利和快乐似乎是任何人也不可剥夺、也不能剥夺的。然而,当这一切思绪都在窗外的黑暗中渐渐隐去,在列车“哐啷、哐啷”的声音中,读《一九八四》留下的印象却又重新紧紧地抓住了我,于是有了下面的回忆与感想。

奥维尔的《一九八四》被公认为是对一种集权统治的乌托邦社会的描绘。最广义的权力(power)也许包括那种对别人的最温和的影响力,包括知识说服人的力量、思想吸引人的力量、人格感染人的力量、艺术打动人的力量等等,福科提出过“知识—权力”的命题,谈到过知识者的权力,然而这种权力决不可与对知识及知识者的权力,对思想及思想者的权力混为一谈,不可与政治的权力,暴力的权力,强迫的权力,压制的权力混为一谈,不可因为要反对前一种权力(或以反对一切权力、一切影响力的名义)而就放过乃至纵容后一种权力。两者显然相当不同,不是一回事。我们现在要谈的《一九八四》中的权力也就是这后一种权力,这是一种极端膨胀的权力,这种权力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入到人的思想观念。

在这个社会中,人是没有私生活的,无论在工作场所、宿舍,还是公共场所,他都处在电幕的监视与控制之下,也就是说,他的生活永远暴露在他人的眼光之下,他永远不会感到自己是在独处,他所有的闲暇都被填满,甚至可以说除了满足生存需要的活动,他根本没有自己的闲暇,他处在各式各样的组织的控制之下,必须参加各式各样的集体活动:从社会运动到中心站的邻里活动。他在政治生活中就像一个自身不知何故被安装在此处,甚至不知道自己工作意义的部件,他们在经济生活中是被配给的,在文化生活中除了有组织的活动(歌咏、体育等)之外不可能有个人的嗜好,甚至最隐秘的性生活也同样和政治、国家紧密联系起来,被看作是对当局的一项义务,任何与众不同的行为都受到怀疑,任何反映了个人癖好的物件都可能给物主带来危险,每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眼光之下,从而他也就只能够为他人生活。权力的控制无孔不入。

而要使这种全面的控制充分生效,就必须使这种控制深入到人心之中,通过控制人的思想、意识、感情、记忆、希望、欲求、感觉、念头来控制一个人的外在行为和活动,在这部反面乌托邦小说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也许就是这种控制了。

自由的思想本身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对过去的记忆和当下的经验材料,另一个条件是必须通过语言来进行。于是这一社会的控制者就有意识地、有步骤地修改和消灭过去,他们把过去塑造成他们所希望是的样子,使思想者失去了可供比较和判断的标准。在此,历史实际上被冻结了。种种历史记录被有计划地焚毁,各种各样的报刊被不断地修改,使人产生执政者永远是正确的印象,这也就是所谓“控制过去就意味着控制现在和未来”,因为过去是存在于各人的记忆和历史的记录之中的,通过焚毁和篡改历史的记录,通过抑制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实际上就被切断了它最重要的一个源泉,思想河流就趋于枯竭,或者只能沿着控制者指定的渠道流淌。

对于当下的经验和思考,控制者鼓励一种“双重的思想”,所谓双重的思想,就是在思想中同时包含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例如这样的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在自己的思想中容忍矛盾,使思想者非有意说谎,但又真的相信这种谎言,相信党所告诉他的谎言是真实的,使之成为一种诚实的自我欺骗,从而达到控制者所希望的思想定向。

控制思想的另一个办法是消灭旧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对旧的词汇的成批、成批的消灭,实际上也就是在消灭过去。另外,这种消灭使词汇由词意的趋于复杂和微殊逆转为趋于简单,所谓《新话词典》的编纂者一语道破了其工作的目的:新话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使大家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他们将没有词汇来进行思考和向别人表达,词汇逐年减少,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语言完善之时即革命完成之日,从此就不会再有异端的思想,而正统的含义就是没有意识。

实施这种思想控制的根据是,现实世界是存在于意识之中的,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世界都是存在于意识之中的,除了通过人的意识,什么都不存在,所以这个社会的一个核心党员坦率地承认,对物的权力并不重要,所谓权力乃是对人的权力,而尤其是对人的思想的权力,控制了思想和意识,就能控制客观世界。控制了人的记忆,就控制了过去;控制了人现在的思考、感觉和情感,就控制了人的现在;控制了人的欲望、希望和憧憬,也就控制了人的未来。而控制人的记忆、思考和希望这三者自然是相互联系的。

还有其它控制思想的手段,比方说通过塑造一个老大哥的个人形象来对思想者产生一种类似于韦伯所言克理斯马权威的人格魅力;通过在国内制造一个假想敌和与外国保持某种战争状态来渲泄某种可能产生的反抗情绪和敌对本能,并维持某种对控制很有必要的恐惧心理等等。但控制思想的最重要、最强有力支持仍然是毫不含糊的、赤裸裸的暴力,包括严刑拷打、苦役、处死等等。也就是说对思想的控制归根结底有赖于对身体的强制和迫害,而每个人的身体都可以说是脆弱的,会感觉到疼痛的,每个人都有其生理上最厌恶的东西,或者用萨特剧中人的话说:每个人都有这样一副可怜的、软弱的、即使令人讨厌也很难摆脱的皮囊。

奥维尔描述这一反面乌托邦的意义在于警告,而警告几乎总是有益无害的。这和正面乌托邦不一样,古典的也是正面的乌托邦是一种诱惑,这种诱惑对人类可能是有益的,但也可能是危险的。顺便说说,我并不认为这种反面乌托邦会完全成为现实,并不认为这种全面和深入的控制有可能实现,其理由和我认为那种充满美好幸福的正面乌托邦社会也不可能实现的理由是一样的,即它们都对人性做了错误的估计。反面乌托邦也还是一种乌托邦,我们不宜忘记:被压制者是人,压制者也是人;被监视者是人,监视者也是人。如何挑选并始终保证这些监视和控制者的纯洁和坚定是一个致命的问题。此外,全面的集体控制使每一次私人行为都成为一次政治反抗行为,这也是这一反面乌托邦难于实现的一个原因,因为,动辄得罪就会使罪不成为罪,动辄就构成反抗就会使反抗队伍无比的浩大和广泛,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面控制又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但我现在并不想探讨这个问题,令我感兴趣的和惊异的是奥维尔在描绘思想控制方面所表现的天才直觉,他所提及的许多控制手段确实是行之有效的。

对思想的权力是一种最彻底最极端的权力,是对个人最后一道防线的侵犯。如何保持这一防线不致受到任意的摧残?是否能为思想创造一个延伸的公共空间?那些人将会最强烈地感觉到这种思想钳制的痛苦?保留一种思想以及表达思想的自由对个人和社会有何意义?这些都需要一些人去好好想想。思想者除了自己的思想常常一无所有,他唯一能抗拒对思想的权力的,仍然还只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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