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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的博客

世纪中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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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何怀宏,1954年12月11日出生于江西省清江县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1989--1995∶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1993--1994: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1995--1998: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1998.5--: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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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伟大的模仿者还是新文化的创造者?  

2006-01-25 08:30:00|  分类: 时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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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从俄罗斯《专家》周刊今年7月4日的一篇社论讲起。这篇社论认为:表面看来,中国具备成长为超级大国的一切条件。令中国强大的所有因素,包括骇人的经济总量、抢占全球市场的态势、独立的地缘政治角色、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核武器,这都是成为超级大国不可或缺的。然而,仅有上述一切还远远不够。作为超级大国,单靠国力是不够的,还要承担历史使命,具备令其他国家仰慕、效仿的思想和发展理念。超级大国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思想领域,这是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扩张能力的综合体现。而中国尽管具有数千年的伟大文明,但却难以承担使命。目前给中国带来成就的,依然是西方文明。无论如何,西方昔日赋予中国的地位没有改变。按照他人的游戏法则生存,中国会丧失本国文明的优势。目前,它只能算一个伟大的模仿者。

由一个过去的超级大国做出的这种观察和评论耐人寻味。因为中国也曾经是它的一个模仿者。的确,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但中国近年虽然飞速崛起,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后发国家。虽然我们说做一个“伟大的模仿者”也很不简单,并不容易,并且,创造也常常就得从模仿开始。但是,我们也的确还是可以反省:那怕仅就国家实力而言,中国在精神、思想、规则、观念方面的“软实力”如何?中国的物质成就是否还携带有一种精神性?中国能否在价值、理念和新的游戏规则和制度方面对世界有所贡献?能否在人的精神面貌、生活方式和个性类型方面对世界产生吸引力?甚至中国是否有这种可能或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也必须在某个时候承担某种世界历史的使命?

中国也许并不一定立意要做“超级大国”,或者希望成为如黑格尔所说的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能够代表这个世界的最高价值、乃至引领世界的“世界历史民族”?但即便是要自己生活得各方面都好,而不仅仅是“经济动物”;要使自己无愧于祖先几千年璀璨的文明,而不是仅仅以“经济奇迹”骄人,大概也不能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模仿者,那怕是“伟大的模仿者”。事实上,不管我们造了多少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如果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纷纷到这里来,只是想和我们做生意,只是关心这里的商机,而无法感受到一种独特的生活和人格并深为之吸引,那么,我们就还不能说我们得到了最高的尊重和满足。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就还主要是一种物和物的交易关系、手段对手段的关系;而非真正人和人的交流关系、目的对目的的关系。

那么,中国是要仅仅做一个伟大的模仿者还是新文化的创造者?而如果我们选择后者或寄希望于后者,企业家、或者说广义的“商人”,尤其是新时代的“儒商”,能够发挥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尽一种什么样的责任?这就是我想接着袁伟时先生提出的问题。

首先,谁来创造新的文化?笼统地说,当然是共同创造。但我们这里主要讲三种人。相应于三种主要资源:权力、金钱和知识,也有三种社会阶层:官员、商人和学者。在传统中国,从“士农工商”这“四民”的顺序及“重农抑商”的政策来看, “商人”在社会地位上实际是处在边缘。但近代以来商人阶层渐渐崛起,尤其在近二十多年,社会地位和影响力迅速上升。

而古时候的学者或者说“士”则是处在相当核心的地位,“士”其实是亦官亦民、能上能下的一个阶层,是学者与官员的结合,“士”既是民之首,又是“官”之初。官员的正途是通过科举,学者由于与官员实际上的结为一体而处在中心地位。不过,科举废除之后,这种关系就断了。学者从官员分离出来,在20世纪虽然一度也是启蒙的先锋,但终究沦为改造的对象,成为“臭老九”。虽然今天不臭了,但还是“老九”,在精英层处在比较边缘的位置,类似于“统治阶层中的被统治者”,“权力阶层中的无权者”,它只掌握某种象征性的话语权力,而无实际的对人或对物的、具有某种强制性或巨大诱惑的权力。

所以,今天这三种人的态势大致是(我们这里不考虑种种渗透,以及会有一些人兼具几种身份等情况):政治人物还是中心人物,且始终是中心人物,这在中国尤其是这样。而商人和学者的地位则可以说有某种互换:学者从中心到了边缘,而商人则从边缘到了中间——当然,只是“中间”,而并不是“中心”。但是,就活力而言,知识分子虽然思想活跃但缺乏物质的力量;最有权力的政治人物一般会优先考虑秩序和稳定的问题而可能具有某种惰性;商人则既有力量又很活跃,他们的活动特性也使他们必须活跃,必须不断流动、变化、开放、调整和冒险(venture),他们可以说构成今天社会中最有活力的一群。而现代社会的政治和文化也主要是围绕着经济建设来展开。那么,今天的商人是否可以在新文化的创造中发挥一种中间的、乃至中坚的作用?

其次,如何创造新的文化?但这个问题的答案恰恰是需要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去摸索的。不过,从基本方向上来说,我想,我们大概都会同意要“返本开新”,即在保持民族特性并尊重自身传统的基础上来致力于创造。但是,过去的传统资源显然是不可能简单地拿来就用的,它们必须经历一种“创造性的转化”。当我们谈到“新儒商”的时候,已经意味着是这样一种新型的商人:他既立足现实、又承担历史,还必须向着未来大胆开拓。“儒”是什么?“儒” 是一种学人身份,是一种历史文化,还是一种精神气质。我不希望“新儒商”只是获得一些风度上的儒雅,甚或只是插上一些附庸风雅的点缀。“新儒商”应当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具有精神文化特性的一个概念。

这种新文化的创造具体说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努力:第一个方面是规则的维护和创新,在这方面我们当然还要继续向国外学习,尤其是在健全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规则方面,但我们也要努力创新。我们要更多地为规则而战,而非为某个具体的功利目标而战。我们要不忘公正和慈善的社会责任,但又不仅仅满足于个别的公正或慈善行为,或者说,我们要念念不忘:“要如此行为,使我的行为同时也能够具有一种准则性,甚至具有一种原则性”,也就是说,使我的行为能够尽量具有一种普遍性,能为以后的人们仿效,能让人们在类似的情况下实行,这当然同时也就是一种持久性。

第二个方面是价值的守护和更新。有一些基本的价值是需要重新去发现、坚守和护养的,尤其在中国经历过一个如此动荡、暴雨骤雨、天翻地覆的二十世纪之后。其中有一些基本价值是比较普遍的,它应当超越民族和文明的差异而成为联结人类的纽带性共识;还有一些基本价值则是比较特殊的,它和华夏文明的成长息息相关,我们尊重和保有这些价值,就会有一种生活在自己家里的幸福,而同时又不妨碍人类大家庭中别的成员。我们需要文明的、民族的安身立命、还需要每一个人的安身立命。中国在精神信仰和终极关切方面是否还可有更大的作为?我们可能还必须去努力发现或创造将从我们的现实生活和处境中激发出来的、将对我们的生活有益或者能够帮助我们走出困境的价值。我们的确还会改变一些、乃至抛弃一些过去陈旧的价值观念,而从内心生长起一些新的价值观念。

中国的经济还可能继续快速增长,我们还可能造出世界第一高楼,修建世界最长的高速公路和铁路,最长的跨海大桥或隧道。但中国也许到了这样一个关口,即我们不能再只是学习和模仿,我们还需要有所创造,努力创新,在全球化中注入自己的东西,让普世的现代化也更多地显现中华民族的特性,否则我们就可能陷入停滞。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解决我们可能面临的特殊困难和问题,还涉及到我们创造新文化的意识和使命。我们现在也许正面临一个亟须价值转换的时刻,我希望在座的诸位能像敏锐地把握商机一样,也捕捉到这一价值转换的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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