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的博客

中国与西方的启蒙运动有一点很不同的是：西方近代的启蒙是从认识古典世界，接上古希腊罗马这条线开始的；而中国近现代的启蒙却长期具有反传统，与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断裂的特点。所以，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虽然要比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早几十年写成问世，据说奥勒留读到它也是爱不释手，但和《沉思录》的命运一样，它在中世纪的西方也不太流行。这本用希腊语写成的大书，到近代早期才陆续被翻译成意大利、法、英、德等欧洲各种主要语言，不过，之后它很快就成为近代西方人认识古典世界的一本主要启蒙书。它在近代以来的三百多年间对欧洲文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曾是文、史、哲、政的一个思想和灵感宝库，对拉伯雷、蒙田等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莎士比亚等许多剧作家的历史剧即从中取材，培根、卢梭等思想家也曾为之心醉神往，像拿破仑等政治家受到的激发更不待言。

“七十年代”在政治、文化的意义上并不是一个连贯而独立的年代。七十年代中国的首、尾是两个相当不同的生活世界，一般人所能接触到的读物有不少性质和数量的不同，尤其从承接和趋势来看是这样。大致以1976年划线，七十年代前面的近七年是和文革的前三年、以至解放后的十七年衔接；后面的三年多则是和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衔接（而我们还不知这一时期要伸展到多远）。在此意义上，又可以说“七十年代”是20世纪中国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的年代，1976

我们现在怎样看父亲？这里一是把“父亲”作为一般的对象，象征的对象，我们站在一个一般的立场来探讨“父亲”角色在现代社会中的转变和含义。一是把“父亲”作为具体的对象，亲缘的对象，我们站在儿女的立场来讨论怎样看待和对待父亲。

一个简单的回答是：“父亲就是父亲”。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和政治关系的脱钩，让父子关系解脱传统政治的责任和革命政治的象征意义，重归一种单纯的血缘亲属关系。二是说因这种血缘关系的先后及养育，儿女对父母应有一种尊重和义务。